“我弟弟小时候就查出有糖尿病，一直靠打胰岛素维持，那一年，他开始出现慢性并发症，视网膜发生病变……你知道的，我爸妈在那个小县城里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还要负担我的学费，于是我爸就收了段家的十万块钱。其实他们知道我没有证据的，只不过在那个时候，段友志怕有□□影响他那一次的升迁，才给了这笔钱。我唯一的证人就是你们三个人，他们兄妹俩碍于家族的利益无法替我作证，而你……袁满，如果我上告了，你是一定会替我作证的吧。

袁满抱着她，听着她波澜不惊的说着当年的事情，在说“你一定会替我作证”这几个字的时候，她轻轻地拉了拉嘴角。

那一天，段天骄刚拿到驾照，她兴致冲冲的独自开车去机场接袁满。但因为袁满的航班晚点，段天骄便在机场里等了他三个小时。

他们两人赶回段家的时候，家里空无一人，只有段骁的房间里有动静。

岳竹几乎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段骁强迫发生关系，袁满亲眼见证了这一幕，而段天骄赶到楼上的时候段骁已经在袁满的阻止下停了手。

因为段骁的缄口不言，段天骄和袁满都将这看作是一个熟人性侵事件。

这时段友志回来了，他并未训斥段骁，而是将消息封锁，几个人正商议着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岳竹却不见了踪影。

袁满最先意识岳竹的离开，他在段骁的房间里发现了岳竹留下来的一件东西——一枚领带夹。

事情发生的时候岳竹的手里一直攥着这枚领带夹，而且段骁从不扎领带，这绝不会是他的东西。

当时袁满见段友志处理事情太果断，像是早有准备，便留了个心眼，将这个领带夹偷偷的藏了起来。

后来岳家人没有任何动静，岳竹也从此销声匿迹。

袁满总觉得不对劲，希望段家能出示当天的监控录像，但这个提议却被段友志无情拒绝。他又去找段骁“取证”，却被告知段骁在事发的第二天去了澳洲，而段天骄也回了外地的学校。

他感到蹊跷，直觉告诉他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后来他动用父亲的关系找到了隐居在山里的段母，但段母不仅对那天的事情保持沉默，还奉劝他不要再问。

她的回避让袁满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测。

“那一年你去我家里找过我，我是知道的，听说你一直与段家周旋，在这件事情上刨根问底。结果导致你父亲被调职到广东的一个小城市，还莫名被降了职。袁满，起初我一直没敢跟你相认，是因为我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