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康仁说，简直是狗屁，成本低可能质量好？

李康仁说，这不就跟种田一样简单的道理？

你少犁一亩地，少施一趟肥，成本是低了，可稻子产量能增加就有鬼了。

不过他很有底气，他是那批工人里能力最强的一个，谁下岗也轮不到他。

偏偏就轮到了他。

他们宿舍开了七个，只留三个。一个厂长妹夫的侄子，一个市工商局科长的表弟，另一个据说给副厂长送了厚礼。

李康仁的叔伯姑姨都不是厂长，表兄弟妹也不是科长，更没钱准备厚礼。

之前跟他关系亲厚称兄道弟的车间主任也翻脸不认人。李康仁第一次体会到了社会不公，他一肚子火，却没胆去闹事，只能咬碎了牙，卷铺盖走人。

重新找工作没那么容易。那几年农村人跟江水涨潮似的往城里涌，渗进城市大街小巷每一条毛细血管。

效益好的厂子排队也进不去，不好的厂子大举裁人。城市人跟农村人一同抢饭碗，连建筑工地搬砖都要拿号码牌。搬砖抹水泥再累，也比种田挣钱啊。

李康仁死活不想回农村，心一横，去砌墙挑土，可现实因素摆在面前——他十九了，得相姑娘了。

村里媒人问起来，在城里工地搬砖不好听。何况他不想娶乡下女，还是城里女子好。

住机床厂宿舍那会儿，他下铺的小陈谈了个城里女子，叫珍珍。

珍珍这名儿就好听，捧在心尖尖的宝贝似的。不像他们村，花啊菊啊香啊秀啊艳啊丽啊的，俗气。

珍珍长得白白净净，黑发乌溜溜梳了个麻花辫。她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说话小声小气，见谁都眯着眼睛缝儿地笑。

啧，温柔。她不是个大美人，但李康仁可以打包票，宿舍另外九个绝对肖想过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