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日常在新军左厢，自主官以下的三官长中，副将辛稼轩平日里未尝没有不察，或许只是假以沉沦于庶务，而故作不见而已；而原本用来制约主将以下行举风纪的军法官赵隆，就更是没有什么基本节操和立场，他这些日子几乎是在积极靠拢那位，而力求在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反倒是他这位参事府出来的首席大参，在军中地位和日常，不免渐变的有些尴尬。

按照国朝体制，作为军中三长之一，为大参者，以参预谋画，佐赞军务，为主官拾遗补缺为要；但是同时还肩负有，替朝廷观闻军中，呈秉不法的隐性检要之责，只是国朝一些军中积弊日暮，大参的作用逐渐有些驰废了而已。

但在这支从上到下，几乎都是那位将主一手打造出来的新军左厢之中，他自问作为大参所能发挥的用处，显然比实际小得多。

虽然历次下来各色记功颁赏，从来不吝记他一份，军中大小事项出入，也从不避他副署，但是陆务观总还是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一般的，或者说，这只军中，他缺乏能够使的上劲的地方。

因此，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学习和适应这个团体的风格，然后在处置公文出入，上情下达，审核名籍、检点物耗等务虚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存在和作用。

虽然相对清闲而优裕，并且不失体面和尊重，可这距离他的期望值和理想，未免就还有些距离了。

这时候，随着本军名声鹊起，一位参事府的同年兼学长，突然联系上他，暗示和透露了某位世交之家的大人物的意愿和关注，只需要他如实的呈达新军左厢的日常。

想到这一节他突然一凛，反而有些坚定起来，用墨汁重新将写好的呈文涂抹掉，然后揉成团丢进火笼里化掉。然后轻轻的揉着，想得有些发胀的额角。

就像是阿翁曾经说过的朝堂之势，大梁立国已然日久，长期偏安岭外而积弊渐重，在经济命脉和国策上的海陆之争，东西党人的矛盾也日渐尖锐，天南、安远之乱，便不过是其中的表征。

而历代对外开拓来转移矛盾的手段，也因为去国之远而达到了一个瓶颈，再加上在南部膳洲和五方天竺的经营，因为西国梁夏竞争和渗透，而屡有波折输入渐短。

在这种情形下，国朝的支出却是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军额庞大的武人们，需要更多的军功和封赏来安抚；臃肿文臣体系，也希望更多的职位和权力；来扩大影响；

更别说游说在各个派系背后，那些海族外藩大商巨贾所构成的各家门阀，也需要更多可以倾销的市场和人口，来消化掉过剩淤积的产出。

而新光复的土地，也意味着更多廉价的资源和劳力。因此北伐在各种众望所归之中，自然就呼声日高，就算不是这一代，便也是下一代的事情而已。

因此，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大业之下，又包藏了和裹挟了多少人的野心和欲念。

区区一个藩镇的野心，又当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还没有任何，变成现实的征兆和机会，何苦去做这自乱阵脚的出首者呢，就暂时沉下心来，且行且观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