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用那些客军来平叛，固然有着诸多多好处和便利，比如他们与地方毫无利益牵扯，因此平叛起来更加果断和坚决。

但因为他们的毫无顾忌和下限颇低，也产生了相应一系列的矛盾和后遗症。

毕竟，这些海外驻屯军，长期的任务就是对外征拓和镇压，边疆新土地上的土著蛮夷。

因此，在兵员来源和军纪约束上，并不如国内那么讲究，为了鼓励开拓和长期驻留屯边的需要，默许他们在战事中抢夺战利品和人口，也是一种鼓舞士气的常态或者会所潜规则。

于是，回到了国内的岭外诸道之后，一旦不小心让他们放开手脚来，就很容易变成遗毒地方的一大麻烦，却不是简单的杀一儆百可以威慑的住。

短时间内的约束还好说，但是随着作战进程的推进和时间的拉长，就不免故态重萌而主见弹压不下去了。

因此，这些海外客军在平定地方的过程中，没少与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府，产生各种矛盾和龌蹉。

比如诟病最多的，还是追缴叛党乱民的过程中，对于那些乱民百姓混杂的沦陷之地，粗暴无端的不加甄别而一味加以杀戮过多。

还有喜欢乱入民家抢夺财物，乃至滋扰凌辱女眷，仿若他们在境外做的那些勾当一般。

而这些新任命的地方官，大多数身上也显然不是那么干净，与地方形成的利益牵扯也不是那么好撇清的。自然，对于这些行事肆无忌惮，不在乎打烂一切的客军，也颇具警惕和排斥之心。

公然对抗和不合作固然是不敢放在台面上，但是在支粮派差、筹集军需、提供消息和引路等日常事项，背后阳奉阴违之类的小动作，或是间接扯后腿的举措，也是接连不断少不了的。

故而，在军地双方，各种相互攻击和举告的表章奏文，光是通过相应的地位和足够的身份，而直接捅到江宁行在来的，就多达十数份之多。

这不由让监国，很有些烦恼有无奈。

按照原本的计划，这些海外抽调回来的人马，是需要经过大本营的整编和梳理，一边熟悉环境，一边进行适应。在初步完成了军官和老兵的流动替换之后，还要与江北轮替下来的部队进行打散合编。

最终编为若干个相对精干而利于掌控的新军序，和一众二三流的地方守备力量。

这样，作为布置在江南二线的有生力量，无论是投入江北的淮南战场，或是支援长江中游的荆湖路，都足以在战场上构成某种，决定性的局部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