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再在四肢伤口上洒上海盐。”

“丢进茅坑里看她能够坚持多久……”

“对了记得把嘴巴给我塞住……”

“如果她想要咬舌的话……就先把舌头勾出来切掉好了……”

“只是不要让人轻易死了……”

“我要她尽量活着作为示范……钉在城头上……”

“敢于冒犯我的后果和代价……”

当然，这个意外和小插曲，并没有能够影响我对新罗之战的后续处理和乐观心情。

这次出兵新罗，除了物资财富人口，和长远预期收益上的补充之外。

另一个较大的收获，除了部队在北方冬季作战和雪地环境的适应性、抗寒能力之外，就是相应的军队后勤系统，所得到的磨砺和极限挑战了。

这一次的战斗强度虽然普遍都不高，但是转战的地方和距离，面对的地理多样性和复杂性，却是一点都不让人轻松。

其中甚至有部分时间，是在断绝后援的情况下，进行奔走转战的，因此对于随军后勤的随机应变的就地取材，和因地制宜的筹集自济，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考验和发挥……

而自古以来，军队的后勤系统，是随着战争对抗和军事竞争，不断发展和前进的。而越是运作效率高的后勤系统，所需的随军后勤辅助人员的比例就越少。

像古时那种动辄号称十万，实际后勤输送人员倍半，乃至数倍于战斗人员的例子，就是某种时代的局限性所致。

哪怕沿革演变至今，在往昔的北朝藩镇之争中，也时常不乏其例。却是因为动员效率的低下和组织上的能效浪费，所造成的局面。因此，只要作为战力的小部分编制，损失稍大，很可能就演变成全盘崩溃的局面了。

而在号称物质条件相对充足的南朝大梁，通常出外作战的军队中，战斗编制和后勤人员的比例，也是保持在10:12-16之间，为最合理的配比了。

而我的淮东镇，则可以保持在10:8比例的左右，则是依靠相对先进的生产体系和整体动员机制，所提供的物质输供上的间接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