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是怎么坐大的？他们本来与吐蕃同源，吐蕃崛起之后，党项受到压迫，逐渐自南向北、自西向东迁移。贞观四年，唐朝关于民族政策的大辨论，以魏征为代表的严夷夏之防的一派彻底失败，党项这些番族迎来了好时光。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在大唐朝廷的主导下，与契丹、渤海、奚和沙陀等族一起，步步内迁，一直迁徒到横山地区，大唐走上了穷途末路，才在那一带盘距下来。在党项占据的地盘之外，原来的农耕经济全部游牧化。

唐玄宗让边地节度使掌重兵，管民政，催生了安史之乱，从此之后藩镇林立。由于地方权力过重，从而各地割据，这种情况不只是唐朝有。西汉七国之乱，也未必就比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规模小，但却很快平息下去。地方权重导致藩镇林立没有错，但藩镇林立长期化，绵延二百多年，却必然有其社会基础，使国家分裂的基础，这些内迁的胡族就是藩镇林立的基础。最后五代一统，社会基础之一就是这些内迁胡族终于汉化了。彻底汉化的沙陀和粟特等族联合汉族的力量，完成了天下一统，而半汉化的几族，如契丹和党项，则在北方立国，成为中原政权的致命威胁。等到更北的游牧民族崛起，半汉化的地域彻底消失。宋、明、清三朝再也没有出现藩镇割据，朝廷政策是一，社会基础不再存在是二。

党项和契丹这些政权都是采用番、汉共管的制度，不是他们对汉人亲近，而是其经济基础就是半耕半牧。完全排斥汉人，他们境内的农业也将荡然无存。

由政策导致的偶然动荡可以理解，但动荡长期化，就必然有其社会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认识。五胡乱华之后的胡族内迁，便就是北方动荡的社会基础。

要消灭党项，仅仅是败元昊占领那些地方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把替代掉的农耕经济恢复过来，这才是真正艰难的任务。徐平一直坚持把俘虏南送，招兵则从川蜀，便就是要断绝党项这些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没了原来的社会环境，南迁的番胡将很快汉化。

石全彬可没有兴趣听这些社会、地理的大道理，他也不感兴趣，道：“既然秦州这里是以天都山、马衔山为线，那为什么现在昊贼不敢过黄河？”

“我们已经占了马衔山，则葫芦川以西、黄河以南尽为本朝所有，河湟之地我们去攻与不攻，他们都已经脱离了党项的威胁。像兰州在黄河以南，我们派不派兵去占，都是在本朝掌控之下。不能分马衔山的地利，番贼绝不敢大军进驻兰州，不然阵前一败，他们无处可逃。而地方过小，不能驰骋，他们的骑兵多也就没了用处。”

石全彬叹了口气：“行军打仗，如此麻烦，我还是不费这些心思。只要这次能够痛击昊贼，重振本朝军心，我回去在官家那里有个交待就好。”

徐平看着外面月色朦胧，沉声道：“此次我以五万对三万，又是出其不意，还不能击垮卓罗和南监军司，就太过离谱！这种仗我不想打，不是打不赢，而是利处不大。对番贼这些忽聚忽散的兵马，每次用兵，都力求围歼才是上策。不然你占的地方多了，他们兵马仍在，最终挤成一大坨。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那个时候，就容易为贼所乘！”

石全彬没有说话，他看得出来，如果没有赵祯让自己带来的口信，这场仗徐平是真地不想打。现在兵力不足，过黄河一击，还是要退回来，只是打一场热闹而已。但战争终究是政治的延伸，现在政治上需要这样一场胜仗，这本就是一场政治仗。

第112章 五军齐出

徐平站在黄河南岸的一座小山上，看着山下的大军踏上新建好的浮桥，如同一条线一般，顺着喀罗川河谷绵延北去。

五万大军，如果全都挤到一条路上，绵延开来就是一二十里。哪怕两列并排行军，也要近十里长的队列。这么长的队形，一旦被敌人发现，很容易被打散。而如果要保证随时对敌，行军速度就必然要慢下来。从黄河北岸到卓罗和南城六十余里，正常行军要两三天的时间，徐平要对元昊进行一次雷霆打击，正常的行军速度就失去了突然性。

此次渡河出击，桑怿和刘兼济军自榆中城出发，在兰州城附近的古渡过河，而后沿古道北上。北上几十里后，沿喀罗川西岸群山的垭口绕到卓罗和南的北面。高大全和曹克明军自阿干河谷进入兰州附近，在喀罗川汇入黄河的河口渡河，而后沿喀罗川河谷北上，与桑怿和刘兼济军夹击卓罗和南。军中的骑兵和骡马大车大部配给了桑怿和刘兼济军，让他们快速行动，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徐平自将张亢军随高大全一路之后，作为全军预备队。

这是秦州军的第一次全线出击，虽然组织严密，按排得井井有条，路上还是各种情况频出，不时有掉队的士卒。想让数万人的军队完全按照自己的预想行动是不可能的，徐平也不报这种奢望，真正有用的是能把这些差错包容下来。田况带着一队人马，沿途收留掉队的人员，处理各种差错，让发生的意外不致于影响全军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