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评张良偕力士在博浪沙以铁椎行刺秦始皇，误中副车，还算幸运，事先无周密计划，本来成功机会不大，张良那时还是个少年，行动有些儿戏，那也难怪了。

上蔡县

富贵为丞相，临危不必言。

若能甘逐客，牵犬出东门。

李斯为秦丞相，给秦二世、赵高杀害，临刑时对儿子叹息说：“从前做平民时，同你牵了黄犬出东门游玩，何等逍遥自在。现在已不可得了。”袁崇焕说：当年秦始皇要驱逐外国客卿，你上什么〈谏逐客书〉，劝阻了秦皇，留下来做丞相，要是当日你心甘宁愿的走路，今日岂不可以逍遥自在的带了儿子、牵了黄犬出东门游玩吗？（这首诗已含有急流勇退之意，也表示：既要做大官，不免难逃给皇帝杀头的命运。）

邵武暑中闲坐

闲坐了无事，安排去作诗。

最嫌吟未稳，鹦鹉已先知。

袁崇焕虽是进士，大概诗才不敏捷，不能出口成诗，而须“安排去作诗”，作诗而要安排，有点自嘲。那时是他在福建邵武县当知县，没有公事要办，闲坐无聊，不如安排了去作几首诗罢，于是磨墨铺纸，提笔作诗。几句诗吟来吟去，总觉得不满意，最恼人的是，好句子想不出来，那几句不住诵读、不断推敲的庸句，却给架上鹦鹉听得熟了，抢着念了出来。鹦鹉要学会一句句子，须得听人上百遍的重复，可见袁崇焕把他这些平庸句子已翻来覆去的念了不少遍。其实这未必是事实，可能他为了自嘲而夸张。其他的好诗没作出来，我觉得这首自嘲诗才迟拙之诗倒是佳作。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7]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什么遗憾。

[1]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2]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傅》：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3]《明熹宗实录》卷八六、天启七年七月丙寅，河南道御史李应荐攻击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不急援锦州”为过失，魏忠贤以皇帝的名义批示：“得旨：近日宁锦危急，赖厂臣（按：厂臣指特务机关东厂的领导，即魏忠贤自己，魏以宁锦大捷为己功。）调度，以奏奇功，说得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宁远督师，朕业特简枢臣，俾星驰赴料理。”

[4]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合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绝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翼所”是明抗辽名将陈策的字，但据杨宝霖先生考据，陈策于天启元年在援沈阳之战中阵亡，所以此诗中的陈翼所当非陈策，而另有其人。

[5]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令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祇承。该部知道。”

[6]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