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能理解就好，我们每个假期都会有老师巡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检查器材。虽然我们的设施相对有些老旧，但是至今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教导主任不想谈及更刁钻的违纪和霸凌问题。

我却对这个最感兴趣，但教导主任不愿回答。

我很清楚逃避责任快变成了国民性格。所以碰到类似的事情，老师不会去管，学生的痛苦没有人听到，学校更不想与这些敏感事件粘上关系，尤其还是在家长教师协会派来的调查记者面前，更不会承认。

教导主任忙不迭地让年轻老师带我们去参观各个教室和社团活动室。

年轻老师却很乐意聊这个话题，“抱歉，去年附近有所升学率极高的高中的一个学生，承受不了压力，出了点事，大家都对这类问题很紧张。”

我瞥了一眼四处张望的五条悟，继续和年轻老师交谈，“那所学校是怎么处理的？”

“学校找了心理学专家，给那个可怜孩子的同学们开导，学校还专设了一个心理咨询室，减少了一些课业，但我不觉得有什么用。”

年轻老师轻轻叹着，“我就是学相关专业出身的，这件事发生之后，闹得不算小，宫城县的教育部就把我们这些专业对口的老师一个学校派一个。但我来了大半年了，没有什么学生来找我聊的，哪怕是恋爱烦恼也几乎没人讲。”

这个倒是能理解，老师先天拥有权威，学生是不敢讲的，还会担心被老师告诉家长他们的小秘密。

而这并不是没有前例，现在很多大学都有心理咨询室，国外几乎是标配了。

但是我看到过几个报道，不少学生因为有些心理疾病，他们去了学校的咨询室，转头学校的老师就知道了，这些学生会被强行劝退，是为了避免自杀之类的丑闻，也为了保证他们毕业生全都是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