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某报社记者也是经常恶意伤害佛教，当我知道以后，通过别人，邀约他来山一游，让他了解佛教对社会的贡献，不久，他的文章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结怨”，都是误会所引起，如果能够多一点沟通交流，或者有一方肯主动“结缘”，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业。

像《台湾时报》因为经常以不实的新闻歪曲佛光山，终于激怒了信徒，于一九九六年二月间，发起包围报厂，静坐抗议行动。我得悉此事，立即电请前监察院院长陈履安先生由台北南下，以佛光山信徒代表身份前往化解，《台湾时报》立即表达歉意，如今偶尔也刊登有关佛光山正面的报导。所以，主动“结缘”并不表示自己矮了半截，相反地，它比“结怨”更能将事情圆满解决。

多少年来，拙作《释迦牟尼佛传》与《玉琳国师》一再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电台、电视及电影银幕，但都因为剧情被改得不如法，而使我频遭责难，也曾三番两次想向演艺公司抗议，但自忖一旦如此，以后谁还有心做佛教的节目呢？况且既然已经“结缘”在先，又何必“结怨”于后？种种考虑之后，我打消前念，如今，勾峰先生编导的连续剧《再世情缘》，改编自《玉琳国师》，不但佳评如潮，而且其中因果观念的传播更有助于人心的净化。后来许多导演、编剧纷纷来问我有关开拍佛教影片的事情，我常想：当初如果据理抗议，让佛教与演艺界“结怨”，恐怕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许多人见我人缘很好，都说我是上一辈子修来的。其实，我曾经遇过不少公务人员在办事的时候，不肯给人方便，总以磨人为乐，损人为快，尽管如此，当他们需要佛门的协助时，我仍给予帮忙，从此结下好缘，无形中也让他们对于佛教“以结缘、服务代替官僚、结怨”的理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

与大陆阔别四十年期间，一些投机的乡人趁机欺负我俗家的亲眷。一九八九年，我率团返乡弘法探亲之际，对于家乡附近社区的每一户人家，都以一个红包、一份礼品与他们“结缘”。尤其曾经极力伤害过我家人的一些邻居亲友，我更加厚待，赠予电视机、录像机、电冰箱、收音机等电器化制品。兄弟们都怪我怨亲不分，但我觉得：“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于心性浇薄的众生，给予他们多一点因缘，让他们未来也有得度的机会，非但自他受益，整个社会也将蒙利，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我在世界云游弘法，发现各地的侨团甚多，有的以同乡组合，有的以宗亲结社，有的以职业类聚，有的以性别集会，但彼此之间大多貌合神离，多少年来互不往来，甚至党同伐异，视如水火；但是自从他们参加佛光会以后，都能在同一个信仰之下赓续友谊，引起许多人的好奇，纷来问我是何原因。其实，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魅力，而是因为佛光会本身实践佛教“结缘，不结怨”的精神，奉行“平等共尊，和平共荣”的理念有以致之。

“结缘”能助成善业，能化解恶因，比“结怨”要好，乃古有明训之事，像三迦叶兄弟原是拜火外道，陷害佛陀未果，反被其慈悲精神感召，率领一千门下投皈三宝座下，使佛教在初传世间时就拥有强大的声势；吕洞宾原本志在长生不老，在拜访黄龙禅师时，因为对于“莫做守尸鬼”的劝言不甚明白，在恼羞成怒之下，抽出剑来，欲杀之为快。结果不但不能伤彼，反被其智慧之语点醒。从此不仅劝人以“慈悲度世”为成道途径，更以断除贪、嗔、痴取代剑术之学习，使得北宋道教教理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佛门也多添一位护法神仙。齐桓公于即位后，不记管仲昔日射杀之过，举其为宰相，掌理国政，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唐太宗在登基之后，尽弃敌对前嫌，任用魏征、王珪为大臣，辅弼朝纲，乃有贞观之治大放异彩……凡此不都是因为“结缘”所成就的美事吗？

反观佛世时，琉璃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因被释族讥为“婢子”，乃心怀怨恨。即位之后，立即进军迦毗罗卫国，尽灭释种九千九百九十万人，佛陀虽阻道三次企图止战，但终因夙业无法挽回，只有回到精舍，黯然神伤，后来琉璃王也死于非命，受地狱苦报。项羽虽有雄才大略，但自矜征伐之勇，气度狭隘，进入关中之后，坑杀降卒，焚烧秦宫，奸淫掳掠，而后又中了陈平的反间之计，误以为谋臣们皆与汉王刘邦通好，心生怨怒，百般冷淡，自以为是，结果众叛亲离，尽失人心，最后在乌江败亡自刎，这一连串的历史悲剧，不都是“结怨”造成的吗？

经云：“不可以怨止怨，行忍得息怨，此名如来法。”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诚乃不虚之言。当今的社会充满暴戾气氛，其实，夫妻不和是儿女的不幸，兄弟阅墙是父母的伤痛，员工相争是企业的损失，人民斗乱是国家的悲哀。“结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家何不以“结缘”的胸襟来庄严我们的世界，美化我们的人间呢？

（一九九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