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大清银行的那间分行有些特别，虽然正门没开，但后门却开门迎客，门边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那块“大清银行”的牌匾则被人摘了下来，放在路边砸了个稀烂。
这副架势显然不是在营业，即使想营业也营不了，帐目都还没清点清楚，怎么可能营业？之所以开着后门，只不过是为了召开一场会议，银行后头有座大礼堂，可容四五百人，乱兵放的那把火也没波及那间礼堂，因此，这里就成了共和军“盐政善后会议”的召开地点，一场决定中国盐业前途、盐商命运的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主持会议的是共和军总司令赵北，列席会议的除了富顺的盐商之外，还有来自于荣县的盐商代表、地方名士，另外还有一些川南的重量级军政人士，像荣县的王子骧、仁寿的秦省三、威远的杨绍南和甘东山，这些趁乱而起的民军首领哪一个不是威名赫赫的江湖大佬？就连远在邛州的周鸿勋也千里迢迢带着袍哥队伍赶到了富顺，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这里的井盐！
共和军西征之后，川南虽有清军重兵弹压，但无奈地方糜烂已久，会党横行，清军虽疲于奔命，但各地“民军”仍是一个劲儿的冒着头，同盟会策动的川南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却进一步削弱了官府在偏远地区的统治力量，有利于地方豪杰的崛起，这王子骧、周鸿勋等人就是那个时候崛起于草莽的，仗着手下有那么千把号弟兄，竖起旗子就造反，占着山头敢称王，纷纷粉墨登场，当起了川南的地头蛇，富荣场的清军反正之后，这些江湖好汉就扛起革命的红旗，离开了山寨，带着队伍开到了富顺，也想分一杯羹，但没等这些杂牌队伍进城，正牌的革命军就到了富顺县。
虽说“强龙难压地头蛇”，可如果地头蛇遇到了蛮不讲理、实力强横的强龙却也只能甘拜下风，在共和军面前，无论是王子骧还是周鸿勋，那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论兵他们不及共和军多，论枪他们不及共和军利，又有什么资格跟共和军争？再加上一个“川南镇守使”田振邦从中使坏，共和军没把他们这些地头蛇消灭已经是高抬贵手了。
说起田振邦，那也是个人物，重庆举义，他算是为共和军的西征大业立下大功，为了酬功，总司令保举他做了“川南镇守使”，将叙州、泸州、宁远、叙永这三府一厅的川南地盘划给了他田某人管辖，这块地盘也就成了他田某人的禁脔，虽说与总司令约定在先，盐税、盐业轮不到他田振邦揩油，可这些地方的田赋、厘金却都归田振邦打理，如此财源，田振邦怎肯甘心让他人分润？为了实现“川南王”的理想，下滥药、使坏水、进谗言，什么手段田振邦都试过了，如果不是有总司令的严令，恐怕田振邦早就与那帮地头蛇开战了。
田镇守使打得是什么主意，赵北心里一清二楚，田振邦是想做实实在在的“川南王”啊，但总司令偏偏不想让他得逞。
平衡，一切为了平衡！为政之道就讲究这“平衡”二字，现在就灭了田振邦，无益于赵北的信誉，但如果帮着田振邦灭了王子骧、周鸿勋等人，却也无助于牵制田振邦，所以嘛，这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稀泥，让这帮地头蛇互相牵制、互相监视，如此，方可保证共和军在川南的话语权。所以，此次“盐政善后会议”并不仅仅是为了盐政改革，而且也是为了安排这些地头蛇的出路，平衡他们的势力，为总司令主政全川保驾护航。
田振邦要做实实在在的川南王，王子骧、周鸿勋也要在这川南一带刮刮地皮，双方立场都很坚决，利益面前谁肯退让？要想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得总司令一锤定音。
如果从赵北抵达富顺县那一天算起，这位总司令已经在本埠呆了整整两天半，可在这两天半的时间里，富顺盐商和军政要员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位共和军的首脑人物，就连精心准备的接风宴也是蓝天蔚、傅华封代为出席的，谁也不知道赵总司令到那里去了，可偏偏从镇守使田振邦的嘴里传出风声，说是共和军方面打算整顿盐政，刷新盐业。
可具体怎么整顿、怎么刷新，却没一个人知道，蓝天蔚、傅华封都是守口如瓶，田振邦刚刚从成都赶到富顺，而且一介武夫，除了银子什么也不懂，结果这两天下来，所有的盐商无论产业大小，均是战战兢兢，现在都知道已经改朝换代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坐江山的换了人，连大臣都能换，何况小小盐商？
盐商，中国古代商人中的翘楚，凭借着特殊地位不仅为自己攫取了大量财富，同时也与官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扳倒一个盐商，那需要动用足够的力量。盐政，不是那么容易整顿的，至少在承平年间如此。
前清时候的盐政讲究八个字：裕课、恤商、利民、杜私。裕课，是指最大限度榨取盐税，充裕国库；恤商，是指减轻盐商负担，避免涸泽而渔；利民，是说降低盐价，扩大引岸，不使百姓受淡食之虞；杜私，是说尽力杜绝私盐贩卖，维持盐税收入。
这八字真言看上去冠冕堂皇，值得山呼“吾皇圣明”，但实际上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从清初开始，这盐政就一路磕磕绊绊，就没有走得顺畅的时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那“八字真言”之间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裕课就意味着要加大对盐商的压榨，盐商都不是傻子，自然不会自己承担这苛重的赋税，自然会放弃那些遥远而又毫无利润可得的引岸，还必须想尽办法将私盐变成官盐，以降低成本，如此一来，就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其一，偏远地区的百姓无法吃到官盐，或根本吃不起盐；其二，大量盐税流失，或变成了盐商的豪宅、戏班，或进入了盐官、税吏的口袋，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
当然，清朝统治者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盐政实施改革，从立国之初起，皇帝们就一直盯着那盐税，底下的那帮能臣也没少出好主意，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敢动手而已，所以，盐商得以继续维持着他们的特权，不过这个特权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