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后世在敦煌发现的《天宝地志残卷》所记载的各郡公廨（衙门办公开支）本钱数目，岭南共有65郡，公廨本钱用铜钱的有18郡，用白银的有33郡，其他则是混杂使用。

会形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金银乃是海内寰宇比较公认的通货计量标准；而随着丝瓷茶纸等大量特产出口，而海外金银货币的流入。与唐朝贸易的阿拉伯、波斯等国广泛使用金币，外商把波斯钱币、阿拉伯金币源源不绝带进广州，为岭南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银货币来源。

这些输入岭南的金银称“南金”。权德舆《杜公（佑）淮南遗爱碑并序》云：“其镇南海也，南金象齿，航海贸迁”。权氏《徐公（申）墓志铭》谓：“溟涨之外，巨商万舰，通犀南金，充牣狎至”。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曰：“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海舶到岸，外商以金银购买中国产品，导致金银增多和长期金价下跌。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岭南为唐代重要金银产区。《新唐书》卷四十三上《地理志》记载土贡金银的州有73州、68州，岭南分别有39个和47个，各占全国的619和6912，根据史料，大多集中在西江沿岸诸州。

唐人刘恂谓：“五岭内富州、宾州、澄州江溪间皆产金，侧近居人，以木箕淘金为业”。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寺四首》之三云：“洞丁多斵石，蛮女半淘金。”且注：“端州斵石，涂涯县淘金为业”。还有记载说，广州浛洸县有金池，“彼中居人，忽有养鹅鸭，常于屎中见麸金片。遂多养，收屎淘之，日得一两或半两，因而致富矣。”

中唐以后国内多次禁采银矿，惟岭南不禁，任其自然，不加干预。如元和三年六月诏：“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以鼓铸，银者无益于人；权其轻重，使务专一。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它州，官吏论罪”。

所以说这岭南道也是有唐一代最大，亦是最主要的贵金属来源地，而且没有之一；虽然在西北地区，还有来自西域丝绸之路的贸易输入，但是依靠骆驼和马队来维持的商业活动规模，从始到终还是无法与海路上整船整队的数千里航运效率所相媲美的。

而且因为晚唐以后安西、北庭乃至河西、陇右的大片地区相继沦陷，西北丝绸之路的贸易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就算有三十年前吐蕃覆灭，和归义军光复河陇而重新内附朝廷，但断绝的商路却依旧没有能够恢复起来；

因此，朝廷对岭南海路贸易依赖的比例，其实要比初唐和中唐更大得多。

第168章 开源

此外，广州还是负责征管海外诸国贡物与税收的市舶使和都监院的所在地。

唐人李肇云：“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

所谓“纳舶脚”，即对商舶征收一定比例的进口货物税，所谓“禁珍异”，即官府从进口货物中征购专卖商品，禁止商人在官府征购之前私下交易专卖商品。唐末刘蜕《献南海崔尚书书》云：“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这些都属于官府征榷的商品。

所谓“进奉”，是指蕃使来朝所进献的贡物，顺便掌管和安排海路朝贡事务，同样也是一个很有油水的活计。而这三者构成了市舶使的主要营生和职权，也是直通大内大盈内库“人君私藏”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完全是具列在两税法的诸多田户税之外，历代皇帝用作资助国家军费、经费和赏赉开支，平衡财政出入的一大额外财源。乃至与外朝被称为“计相”的三司使麾下，户部、盐铁、度支等衙门构成晚唐国家四元财政体系得一部分。

因此，市舶之利对内库宝藏、国家财政如此之重要，以致于当初黄巢军队攻占广州、求为岭南节度使时，朝议反对之声甚强烈。左仆射于琮云：“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又谓：“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