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从发兵出了桂州之后，周淮安就再没有任何从流民当中招募过一兵一卒了。相比那些义军将领惯用的一边放粮赈济一边裹挟许多流民为前驱和添壕的做法；周淮安更不愿意让这些毫无秩序和训练，也没有任何组织度和集体观念的杂流，破坏和污染了自己花大气力好容易建设起来的先进军队体制。

因此就算是确立了粮台所在而需要长期经营的所在，他甚至就连用来进行屯垦和工程劳役的流民，都不肯多收一些而强调要多加甄别和汰选；而对于沿途那些抱着形形色色目的来投的青壮，也是收拢之后就指派道沿途地方上去参与后勤和劳役。

在补充兵员的来源上，他更喜欢用那些城邑底层的贫民；尤其是匠作和学徒、小手工业者、释放奴婢，乃至纤夫、脚夫、挑工、苦力什么的。此外，还有熟悉水上活动的渔民和船户之流，如果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则有矿工和山民。

他们唯一的特点就是不受乡土的羁绊，而愿意为生计迁转打拼，而不是向失地、破产农民那样很容易苟且得安，还有那么多少一点组织性和群体服从观念。虽然普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毛病，但还属于可以有限的代价和成本，进行引导改造的积极群体对象。

而他为此所创立的一系列体系和制度，思想理论和不同阶段目标，还有现实的利益和长远规划的所在，难道就不是为了改造这一切为己所用而存在么。因此，当他沿着渌口戍陷落后再无任何妨碍的湘水，水陆并进到了潭州城下之时，麾下已经达到了实打实的两万四千多人马了。

当然了除了原本的十营数团之外，其他的有五营是沿途收编重整的别部士卒精壮，剩下的则全是缺少训练而徒有其表的粗粗装备，只能拿来凑数充声势或是配合驻队镇压地方的十个补充营了。

在这期间还有一些不愿意接受打散重编，而希望能够保持建制加入的团体和人群，则是被太平军给变相的劝退了；他们只是跟着太平军提供了一段时间的协力之后，就拿着打下来据点当中所给予的报酬各自归还而去了。不然至少还可以将补充营给扩充上一倍呢。

而不管怎样的小团体只要被打散编列之后，原本宗族、乡党所形成的人身依附和关系纽带，从长远上看是远远抵不过令行禁止的军队体制下，整体如一的大熔炉塑造效果的。而保持原来建制加入的小团体和乡党组织，则很容易把原本单纯的上下级服从和管理关系，混淆成更加复杂的以亲疏远近论利害的朋党关系。

这也是这个时代大多数农民军体制下的重大弊端所在。上下级之间大多充斥着一个个大小乡党、宗族团体；而以此为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和军队骨干所在，真要拼起命来或许有所死不旋踵的古风遗韵。

但在没有多少制度约束，而仅凭个人威望和手段来维系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就因人成败其中而产生很大的波伏。往往合则聚附一时，不和则自行散去，甚至是不惜刀兵相见，而以为常事。

就算是黄巢在岭南修养和整军之时，也只是辣手整肃和清理了大将军府，以黄门八子和盐帮老兄弟为主的本阵三翼构成力量；但是像是怒风营这样的外围存在，还是缺少足够制度章程的约束，而只能靠个人的手腕和关系渊源为辅助，来确保基本的号令所向。

而遇到自己这种在明面上大致奉行不差，而私底下自有主张的野心家和异己分子，就完全无能为力而缺少相应的敏感反应和威慑力了。因此现今想来，当初那场丁会夺军的内乱事件，也不像是某种偶然而更像是某种义军上层博弈的产物，和需要收拾的结果。

是以这次出兵中途周淮安就严令下去，哪怕发生矛盾冲突而直接动刀兵赶人走，也要坚决避免这种污染源和毒瘤混入到体制内。

要是周淮安像是传统义军将领那般，饥不择食的见人就拉惯常做法的话，以眼下所掌握的资源完全可以在短时间从沿途地方拉出十数万人的规模来；不过对于这种充满混沌和不确定因素的东西，就让他根本敬谢不敏了。

要知道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当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莫名其妙的因为一阵雨，一场风，一个突如其来的小意外，一次普通的矛盾冲突，乃至几个人的胆怯和畏缩；结果在明显的优势和上风当中，被这些数量庞大的炮灰反过来裹挟冲散，而带进功亏一篑乃至事败身死的境地当中。

这已经不是一只狮子带领一百头羊就能败敌的哲学故事了，起码羊群还有温顺从众的头羊效应、哪怕是山崖也能照着惯性跳下去；而是一只狮子带领一百头随时可能四处乱跑起来，抓都抓不过来的猪群，还随时可能被惊吓之后的疯猪反过来撞伤踩死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