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等到了中唐以后，这种隐形的国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功了，但也可以说是基本失败了。因为作为王朝需要压制和分化瓦解的对象，世家大族们在地方上影响力已经严重衰退，而逐渐让位于藩镇割据中的地方武人集团。

但是作为相应求生求变的手段，这些世家门阀开始转入两京为代表的权力中枢，而从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朝廷的体制当中去，而成为大唐政权中密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同样因为掌握了中枢权利而又拥有比常人更高的起点，更多的直接间接这政治资源和人脉影响力，导致这些世族门阀的子弟很容易就能获得清贵美职或是权柄之要。

然后过雪球式的加这些政治资源和权位上的优势，进一步的叠加和稳固下来沿袭给自己子弟族人之后，也就在没有那些出身微贱卑下，或是寒门庶族中人什么事了。所谓诸多兄弟父子同榜，三代再阁的宰相世系就是这样诞生出来的。

最终当皇权用来异论相搅，引入竞争和活力的科举制度，也变成高门甲地之间通过“通榜”“行卷”等方式，相互利益交换和政治妥协的工具之后，已经无力改变什么的大唐王朝，也就自然而然的迎来了他的末世之期。

而中晚唐以来，因为上升的通道被逐渐的淤塞和堵死，失去了正常出路的寒门士子，就纷纷投身到各地藩镇的幕府当中，而成为地方对抗中枢的推波助澜之势。进而在天灾人祸走投无路之下，投身到此起彼伏的民间起义中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屡试不第的郓州人黄巢，也不过是其中集世代之怨望而应时而起的风云人物之一；而整个五代十国期间世家大族和门阀政治残余的崩灭与衰退，也可以说是这种最终反噬的渐进产物。

但是同样可笑的是，因为这些世家大族已经与李唐王朝捆绑太深而利益同体的缘故，到了这个王朝末期，反而是想要救亡图存最为中坚的力量，而很是涌现出一大批忠臣良将来。虽然依旧没有什么卵用了。

但是周淮安显然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另一种让一切更加彻底的天翻地覆，也充满荆棘与艰辛的鼎革之路。所以需要尽量从一开始就尽量根绝和排除，各种旧势力的残余影响和流毒。

而这座钱塘城也不会例外的，然而情况又略有所不同。因为这里既有内陆那些名城大邑一般发达的水乡河网和灌溉农业，也有类比广州、交州之类繁荣的商品经济和河海贸易活动。

作为杭州的州治和境内首屈一指的大城和名邑，钱塘城以柳浦和吴山分别为新旧城的核心，构筑周回长约三十六里又九十步的数段新老城墙。

而城中新旧七十三坊总计有户四万七千，口二十一万有余，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家都在从事船运、行商或是丝织、造纸、金银匠做等工商业相关的行当。

由此产生的富家巨室比比皆是。因此站在高处望去可见，除了城坊墙围间连片乌棚灰瓦，还好些高低错落的亭台楼阁和园林的轮廓，散落、依傍在低矮吴山上下和新旧城交接腹心的小内城附近。

个中的主人，也是眼下的钱塘城中需要甄别和区分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中既有可言上溯到东吴孙权时代，朱张顾陆的吴中四姓；又有王谢袁萧，乃是两晋之交永嘉年间衣冠南渡的渊菽。

当然了历经岁月如歌摧折下来，既然“旧日王谢堂前燕”都竞相“飞入寻常百姓家”，能够留在杭州这边的也只是诸多旁支远宗中的家系了。对于现代人而言，也就剩下可有可无的一点情怀和猎奇而已。

然后又有徐沈周方等，前朝数百年间才从周边兴起的土户大族。自两岭、闽中渡海而来落地生根的陈林吴黄；在这里因为长期经营海贸和河运，而号称钱塘十六家的地域性商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