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东罗马的奠定者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在流亡期间（695-705年）逃到可萨人中避难，与可汗的一位姊妹结婚，她就是后来的塞俄多拉皇后。而一百多年前的伊苏利亚王朝时期；因为开朝皇帝利奥三世为自己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选择了可萨汗国的公主为妻，导致其后所生的利奥四世依照母系血统的影响，而被称为“可萨人利奥”。

那也是罗马与可萨关系最为亲密和友好的时期。依靠作为同盟可萨人，所掌握下的大陆黄金公路香料大道丝绸之路的北线贸易，利奥三世不但得以绕过了被萨拉森人所把持和垄断下，被不断吸血的传统大陆贸易线；还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北方作为大后方；并击败了兵临君士坦丁城下的二十万倭马亚王朝军队。

从而对内则发起了数十年的“圣像破坏运动”，进行声势浩大的宗教大扫除：没收修道院财产，关闭修道院，将其改为兵营：强迫修道士还俗、娶妻生子等等。以宗教改革为名废除教会特权和抄没了许多宗教地产，将尾大不掉的君士坦丁教会重新变成凯撒权威下的附属物。

（同时代的东方，也有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之一的唐武宗灭佛运动，所以东西方历史线发展的趋同性真是奇妙。）

对外则以没收的教会地产为凭据，整饬吏治，制定法典，禁止卖官鬻爵；在全国普遍推行军区制（即塞姆制）。并籍此乘胜追击大破萨拉森人的倭马亚王朝，先后解放小亚全境和收复了叙利亚部分地区、塞浦路斯岛和亚美尼亚地区；几乎恢复了查士丁尼大帝全盛时期的东方版图。

甚至在与来自外高加索的可萨人联合军事打击下，导致了内外交困之下倭马亚王朝的崩溃；以及来自东方（中亚）呼罗珊地区的阿拔斯家族崛起，并取而代之的一系列大事件。哪怕后来随着伊苏利亚王朝的灭亡，重新上位的尼基弗鲁斯一世在内的历代皇朝，依旧在矛盾冲突当中努力维系着相应外交和贸易关系。

另一方面，作为曾经来自东方西突厥汗国的分支和附庸势力，可萨突厥却是突厥诸汗国灭亡之后所留下来的残余势力当中，相对文明和开化程度最高的存在；其版图最盛时西起多瑙河口、东至里海东北，包括黑海北岸、第聂伯河、顿河及伏尔加河中下游之地。

这主要是因为可萨汗国占据的优良贸易线路。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的北线商路就要经过哈扎尔都城。特别是在拜占庭与东方世界的战火频繁之际，这里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最安全的贸易线路。伏尔加河连接黑海和波罗的海，让北方商团直抵君士坦丁堡。

而里海本身又可以把商船引向波斯乃至两河流域的巴格达。向东经由陆路和卡马河，还能将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西伯利亚以及花剌子模都纳入商业系统。因此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蜕变而来的商业贸易政权，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同以上地区的人群打着交道。

因此，他们在与东罗马保持同盟的同时，又在天宝、年间，多次以突厥别种的身份朝贡与远方伟大的东土大唐；乃至作为东西方两大帝国相互之间交流的桥梁而提供过便利。在从贞观十七年（643年）到天宝元年（742年）的100年间，拂菻国（东罗马）向中国遣使前后凡七次，又六次都是借道可萨突厥成功抵达的。

（中国史书中最早见于《隋书·北狄传》，《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下》称其为“突厥可萨部”；而在但罗斯之战后，被俘的杜环回国后所著《经行记》，提到“苫国（叙利亚）有五节度，有兵马一万以上，北接可萨突厥，可萨北又有突厥”。）

因此得到横跨东西方的欧亚贸易活动滋养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来自上述地区的文明元素，而建立起来了包括三座都城在内的诸多城市和聚居地；同时为了抵抗来自罗马的天主教、君士坦丁的东方正教、以及南方萨拉森帝国的伊斯兰教影响，可萨王族自上而下皈依了相对弱势的犹太教，而一度被争相投奔的犹太人称为“新锡安地”。

而在汗国的版图内统治着包括像马扎尔、保加尔、佩切涅格等早期受到西突厥统治和影响下的游牧民族，以及更北方的斯拉夫先民。乃至是征服了在早年民族大迁徙中遗留在克里米亚的东哥特人、躲在高加索山中的匈人小国、作为斯基泰后裔的奥塞梯人，和游牧在多瑙河上游而依旧实力不俗的阿兰（阿瓦尔）人等等附庸势力。

因此，他们不但拥有善于驾驭车船行游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商队，也拥有数量庞大的游牧骑兵、武装精良的禁卫骑兵和定居化各民族组成的轻重步兵。在长期与南方阿拉伯帝国的地缘争锋当中，与东罗马的军事扩张冲突当中，互有胜负而呈现某种三足鼎立之势。

当然了，在时光流逝面前再强大的国度，也终有迎来日暮西山的余晖和落幕时刻。就与历史上几次欧亚民族大迁徙的根源相似，这一次导致了可萨汗国逐渐由盛转衰的缘由，同样是来自于后世被称为“怪物房”里的东亚大陆草原上的权力更迭和民族变迁。

作为晚唐来自北庭（叶塞尼亚河上游）的黠戛斯人击破回鹘王庭，回鹘汗国在唐朝交攻之下崩灭之后残余各部开始西进，相继建立起来了西州、安西、甘州三支回鹘势力的连锁反应；同时挤压和征服了当时游牧在安西、北庭之间的乌护九姓、样磨、葛逻禄等地方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