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难解决吗？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种田本事，事实证明如此。

乾隆十一年前后，山东德州的农民解决了番薯越冬难题，让北方得以大面积种植番薯。

这时距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之死，过去了一百零二年，尚未跳出小冰河期的冷期气候，也没有出现跨时代的科学技术飞跃。

换言之，假如明朝早些重视番薯，百分之九十九是能解决越冬问题。当天灾来临时，多了一份保命的口粮。

遗憾是番薯、玉米、土豆，三者在明朝传入中国，可它们被大面积推广种植都要等清朝年间。

外来农作物的本地化推广，固然客观上受到自然条件与技术水平的束缚，但先要问一问主观上足够努力去克服困难了吗？

明朝没做到。

番薯在闽粤种植后，不是没人看到它的高产优点。

万历年间，何乔远写的《闽书》，卷一百五十赞美“番薯”。

说它“不需天泽，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争肥壤，能守让者也；无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气者也”等等。

他也曾参政，首创了宗室入仕之法，试解决明朝后期严重的宗室问题。

明后期宗室数量庞大。其中或是兼并土地肥得流油，或因无法科举做官又不得经商的祖训而凄惨度日。

何乔远敢于触碰这种痼疾，他的下场却是得罪肃王之子，只因奏牍不恭之罪就被贬去了广西。

万历年间已经进入明朝灾荒期，对于一位在朝廷有名有姓官员写的高产作物文章，当时又引起了多少重视？

答案是没多少。

无独有偶，错失的机会不只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