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番薯的途径之一，是福建商人陈振龙与陈经纶父子从吕宋得到番薯藤带回大明。上书福建巡司金学曾，请其在省内推广试种。

陈经纶在种植甘薯时，又发现了一种灭蝗虫的方法。

他发现鹭鸟会吃蝗虫，但不易人工饲养，就用家养的鸭子来代替，这就有了养鸭除蝗。写成了《治蝗笔记》，详细记录甘薯田养鸭治虫。

明廷有重视过吗？鸭子治理蝗灾需要慢功夫。崇祯年间蝗灾肆意，倘若提前布局又会如何？

又一次，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才发挥其功效。

陈家后人陈九振在芜湖做官，将祖辈传下来的养鸭蝗术推广出去，后来在清朝书籍中常见此法。

比如《治蝗全法》就收录此术，且记载使用效果。“咸丰七年四月，无锡军嶂山，山上之蝻，亦一鸭七八百捕，顷刻即尽。”

回望大明，高产作物、灭蝗方法都送到了眼前，为什么硬生生错过？！

或许，有一件事能给出我们答案。

万历年间发生过一起水稻事件。

徐贞明上书皇帝，希望在北方试种水稻，他有了让水稻在北方增大产量的方法。

这样做好处多多。能减少漕运送粮的途中损耗，更能增加北方百姓的粮食收入。

我们知道万历年间已在十七世纪全球小冰期危机之始。粮食多多的，听起来该是被采纳的良策且立刻执行。

事实确实却极为荒唐，部分北地大臣围而攻之，极力反对北方水稻种植。因为一旦成功，北方就要分担原本部分南方的运粮任务，其赋税额度必增高。

不改变，是对当下既得利益者最好的选择。

对于大明来说，这种选择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许许多多次当革新之物到来时选择了打压。

万果皆有因，万历朝结束的二十四年后，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