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个很地道的上海女性。

公元1944年盛夏，我出生于上海仁济医院。这个医院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坐落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很狭窄的小马路上——这条马路，就是我在本书所收之三个中篇中不厌其烦地写了又写的山东路。

我在山东路上度过了我的幼年、童年和青年时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山东路情结。

我至今还记得仁济医院隔壁的天主教堂，顶是尖的，墙是红的，跨上高高的台阶进入天花板高高的教堂，去静静地听一会悠悠的歌声，就可以领到一块香香的豆腐干；我记得四马路（福州路）口的卖夜宵的担子，一头有热热的牛奶，一头有烤得香气诱人的鱿鱼干和面包片；我记得往那灯红酒绿的大马路（南京路）走须经过一个阴森森的外国坟场。夜间从围墙的豁口望进去，只见黑黑的树影和白白的墓碑，让我胆战心惊；我甚至还记得路口的那栋高楼，原来名叫慈淑大楼。在我很小的时候和大了一点的时候，都曾有人从上面跳下来。大人们说是因为股票跌了，或者说是因为成了“大老虎”了。我虽不懂“股票跌了”、“大老虎”是怎么回事，却深深地储进了记忆。我记得我念的小学就在山东路上。街面房子是一家剃头店，楼上便是教室，而老师的办公室正对着我家的窗口。天下雨了，老师对着我们家叫：“小玉啊，拿把伞来！”我“嗳——”一声，满怀着热切的得着了效劳机会的喜悦，急急地把妈的油纸伞和花套鞋放进网线袋里，奔下楼，窜过山东路，给我的班主任送去。学校里上过什么课早已淡忘，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校门口的小书摊和杂货铺。只要从外婆那里讨得一分钱，就可以很得意地去租一本书，很理所当然地坐到书摊边的小矮凳上去细细地看，背后站上两三个不花钱的小朋友。如果有了两分钱，那就可以去买一个装了许多花生米的三角包了。那花生米细而长，红而香，油性不大却是非常之甜的。

山东路的北端直通南京路，那是东方第一大都市的第一繁华商业街；山东路南边尽头是南市，有租界时它算作中国的本土；山东路往西便是当年的跑马厅即如今的人民公园，各类游乐场所鳞次栉比；山东路向东为黄浦江，江上的轮船固然是往来如织，但也常听说上面漂起由于各种原因而投江自杀的浮尸。

山东路是上海的繁华地段。山东路简直就是上海的核心。

生于斯，长于斯，我还称不上是个正宗的上海人吗？

二

我的祖籍却是山东。

我们姐弟四人中唯有我有幸去过一次山东老家。那年我刚满五岁。我记得了许多事。下了火车下了汽车还要走许多路。山很高，沟很深，而路上总是只有爹和我两个。老家的一位姐姐辫子又粗又长，而且是梳成一大根的，我伏在她背上去很远的地方看戏时，这根大辫子就总在我的怀里。黄米做成的粘糕很好吃，柿饼外面的那层白粉却太涩嘴。也有小朋友，也有小姑娘，圆圆的脸红得很，从门背后探过头来盯住我看。惭愧的是，记住了许多人和事却没有记住爷爷的模样，他老人家不久后便过世了。

虽然如此，而且仅一次，但毕竟是回过老家面觐过父老乡亲们的了。我的三个弟弟，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回归缘份。他们好像也从来没有被卷入风行一时过的寻根热，对那片黄河下游的土地依依情深。但他们都跟我一样，很忠诚地在每次填写各类表格时，于“籍贯”一栏上，书上“山东邹平”这四个大字。

在上海的一千多万人口中，像我们这样的“山东人”、“浙江人”、“广东人”、“江苏人”……究竟有多少？我从未见到过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曾读过一本关于上海社会的书，那上面说，一百年前上海人口不到一百万，五十年前增至三百万，而如今则接近一千五百万之数了。这么多的上海人从哪里来的？很理论化的书告诉我们说，靠“机械增长”和“自然增长”。机械者，指外乡移民，我爹属此；自然者，指出生于本市的，我和我的弟弟们是也。所谓“上海人”，其实大多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

所以在上海滩上，你要是向某一位满口上海白话的人发问：“你是哪里人？”那是很难得到“我是上海人”的回答的。

所以我的所有的熟人都知道我是山东人。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