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脱不了浸透了我全身的山东人脾气。

小时候我常打架。楼下只要传来弟弟凄惨的呼喊：“阿姐呀——”我便一步跃下两三级扶梯往弄堂里冲去。我的三个弟弟中两个有病，我有责任。直到那个没病的成长到可以接我的班了，我才恢复我的女儿本相。后来常常听人夸奖我，说我坐在角落里不吭声不动弹专心地听着别人或是专注地想着自己的时候，样子是十分地文静温顺的。他们自然没见识过我打架时一意拼命的齐鲁本相。

我嗜咸，嗜辣，爱吃面食，对生大蒜、生大葱饶有兴趣。我不怕别一种祖籍的上海人的嫌憎。即使明天要上台讲课，要与人促膝谈心，要去参加个舞会，头天晚上若有饺子，韭菜馅的，我照吃不误。

其实，每一个上海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他或他的上辈从原籍带来的地方色彩，包括习惯、风俗、甚至性格。爱吃臭冬瓜，十之八九是宁波人；每天去排队买高庄馒头，不是北方的种才怪呢！热衷于饮早茶的大多来自闽粤；江西老儇即使在上海住了几十年，也忘不了在夏季腌好整年食用的辣椒酱；若是一个家庭主妇每做菜必得放很多的糖，那无疑她是苏锡一带的人了！

我丈夫属于“机械增长”类上海人：他十八岁那年从浙东山区考入上海市内一所大学，毕业后留了校就算是入了上海籍。因为是第一代移民，他不但保持了浓重的浙东习惯，诸如喜食霉干菜和各类糟货等，而且至今鬓毛渐衰而乡音犹难改。我每每要嘻笑他的绍兴官腔。忍无可忍时他终于反唇相讥了：“何必说我呢？你爸到上海快七十年了，那个‘俺’字不也还没改成‘阿拉’吗？”

是啊，我们如今都成了上海人。上海人正是由我们这些非上海人合成的。我想，这或许正是上海人的地域性格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宽泛、复杂、把握不定的原因所在！

四

公元1966年，我临近大学毕业时，来了“文革”。折腾了一年多，总算等到了毕业分配。我被分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三棵树地区，当一名中学教师。六年后，调离东北赴江西，凡两年，重返上海。

与所有迁往外地的上海人一样，我对非上海地区的生活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我津津有味地大嚼粗糙的高粱米饭，呼噜呼噜地喝那种上漂清水下沉颗粒永远泾渭分明的大楂子粥，还能操着很有北大荒乡土味的粗话与人干仗：“去你妈个大腿！”在江西，我很快习惯了以炒冬瓜皮下饭，并不在乎这东西在上海乃是弃物。后来还迷恋上了比止泻的黄连素还苦的苦瓜。我非但食谱向老俵靠拢，而且语音亦日渐被同化，常用“格死了，格死了”来表示感叹或懊恼。只要再多待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一定能与许多先我赴赣的上海人一样，学得一口赣腔了。

然而我从来也未曾被当地人认同过。在三棵树时我被呼为“小上海”。即使与东北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近六载，到卷了铺盖走路时这顶“帽子”依然未摘。我可以设想，到我白发苍苍后有机会重返故地重逢故人，那人一定会作如下恍然大悟状：“噢——老太太您就是当年那个‘小上海’呀！”在江西时间不很长，我一拿到调令，老儇同事就纷纷前来祝贺：“您总算杀回老家去了！”贺词也足以说明他们向来视我为寄居的房客。

我认识许多早已定居他乡的上海人。在我看来，他们的适应能力比我更强：若不开口，单从外形气质上看，我已很难将他们甄别出来；有的即使侃侃而谈，也没什么南音海味了。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被当地人固执地指称为“上海人”，而他们自己，却又大都认同，多少年下来仍以“上海人”自居矢志不渝得很。我刚到东北报到时，有人热心地向我介绍说：“巧，本单位有你一个老乡呢”不久与“老乡”谋面，方知原来是一位十五六岁就离了上海、先去湖南后到东北嫁了北京人定居哈尔滨的大姐。与大姐以上海话交谈，她虽能听懂，说起来却只能勉强嗑巴几句，南音中早已串了北味。她常招待我吃白食，那炕桌上的酸黄瓜和粉条炖肉，是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可是东北人还是一口咬定她乃我之上海老乡。这老乡则也是一往老乡情深，对我倍加爱护照顾了五、六年之久。

上海人到外地去的时间再长，也永远是上海人。这，实在是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五

我认为，这跟“上海人”作为一个生存群体，具有极强的地域个性有关。个性一强，自身的质地和外界的评估都会保持一种冥顽难化的定向态势。主观方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弦易辙，客观方面不容易全方位地同化淹没。就好像金属世界中的金或铂一样，很难与别类熔和铸炼成真正的合金。上海人走遍天下，走遍天下仍为上海人，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什么是上海人的地域个性，这却是个理论性很强而且常可意会但颇难言传的社会学问题了——尽管近年来常在报刊见到专论，毕竟谁也不是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