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东北朋友对我说，他可以用最简单的实例说明上海人的特点。我表示愿洗耳恭听。他就说了，若是有一筐鸡蛋，论个卖，那么你们上海人，一眼就能把那枚最大的挑了出来。我听后，虽对他的概括力和想象力表示折服，但气恼于他的轻侮调侃，就反问他道：“请问，既然规定了论个卖，那么有这个本事一眼就买走那枚最大的，该为这份精明羞愧呢，还是该为这份精明自豪呢？”他想了想，竟讷口不言了。

世上有许多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更何况上海滩是近百年里暴发形成的移民滩，上海人是五方杂处的移民群，上海人的地域性格本来就包容面极大而且十分复杂：除了以一分为二法可大致界定出正面负面两大块之外，还有许多特性却又是很容易模糊了是非曲直的。比如上面所说的“精明”吧，许多上海人靠精明进行生存竞争立足于大干世界并争得了发达，又因其精明而讨人嫌招人忌乃至贻笑大方，究竟该誉之还是毁之，不正是要视评估者的立场而定的吗？

在外地的那几年，现在回想起来，是我的上海人自我评估值最高的几年。我很热衷于为同事朋友们捎带上海货，每每看到他（她）们对上海产品爱不释手，我的虚荣心就会感到满足，虽然那羊毛衫和大白兔奶糖并不是我制作出来的。我很不能容忍别人否定上海攻讦上海人，轻则不悦不快蕴于心，重则动气动怒作于形。我与所有身处外乡的上海人一样，不肯放弃打回老家来的机会。可是到了公元1974年，我终于返回上海团聚了全家，重新成为一名拥有户籍的上海人，我的心态和观念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愈来愈多地发现了上海的不足、上海人的不是。有一个阶段，甚至还把“上海人实在触气”挂到了嘴边。究其原因，恐怕跟视点的转移大有关系——时空间隔容易形成经理念筛选过的恋乡深情；身在其中则常会因了可触摸的鲜活事实而产生不满愤懑。或许，这也正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圈外的人想杀进来、圈内的人想冲出去的缘由之一罢！

六

上海人的负面隐藏得并不很深。

我从外地调回上海时，因工作一时未落实，曾到一所很有名气的中学去代课。八年的外乡生活在我身上刻下了痕迹：我很黑，拖着两根齐肩的黄辫子，脸上的眼镜和身上的衣裤都老式而陈旧。我跨进了明亮的教室，一片虽不失其天真调皮却又闪烁着老练世故之光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只不过几秒钟的工夫，准确的判断就从一个不过十三、四岁的男孩嘴中迸出：“嗨，一个阿乡！”继而便有人呼应呐喊：“土八路呀！”小小年纪，就已学得了上海滩上根深蒂固的势利，我至今想来仍觉得悲哀和丧气。

类似的实例我手中有一大把。有一段时间我担任工会工作，帮人换房子、闹离婚、调解邻里纠纷、申请调级加薪、联系住院病床，跑法院、跑机关、跑房管所、跑居委会、跑工厂、跑医院，所以我的活动范围较一般教书匠要广。我还天生了一副好奇心，年过不惑了还抵挡不住新鲜事的诱惑，会“翻跟斗”买高价票去看一部新片，会掏腰包去参加区工人俱乐部的交谊舞学习班，会为了写点什么而到公平路码头的工商检查站参加查缉走私黄金走私外烟的活动，所以我接触各类上海人的机会也相对多一些。于是我对浮于表层的比较容易把握住了的上海人性格之负面，也就积累了许多很典型很生动的感性材料。

我曾经很想把这些材料加工提炼一一归类搭个框架条分缕析，形成一部柏杨式的专著。柏杨的那本书，后来成为一个公式，可无穷尽地填充变化。我在书摊上见过《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等等，后来因短期出访在澳洲悉尼街上徜徉时，竟还见到过一本英文版的《丑陋的澳大利亚人》，这公式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慢慢地我这念头也就散淡而消退了。年岁日大，见识渐多；皱纹密起来，棱角平下去；愤懑内化，思考则愈来愈深入了。并非对上海人性格之负面已司空见惯麻木不仁，而是对那种以鞭笞某一虽有其事但不具体、虽有范围却十分宽泛的生存群体以不担干系不冒风险地显示自身之尖锐深刻，终于日渐失却了兴趣。

七

我很早就起意要写写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但下决心动笔，却是在我又一次远离了上海，而且是身处异邦之时。

我与丈夫一起到了澳大利亚。访问期限是三个月。我为了写一本介绍异域风光的书而收集着资料，他有他的事在忙。悉尼城里该去的地方都已过去，不久我就发现我很空闲，继而便感到了寂寞。当过几次“跟屁虫”，跟在他后面去参加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活动，但因了自己的洋话停留在初级阶段，在那种场合成了半聋哑，很快也就拒绝了一应邀请。我患上了“思乡病”。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条活泼泼的鲜鱼被扔进了速冻箱。我开始用笔来解脱自己。我利用一切空暇时间躲进悉尼大学图书馆的七楼阅览室。那里面有并不丰富的中文藏书，还有许多半封闭车厢式座位。那一公尺长半公尺宽的书桌成了我的天地。我在一方白纸上创造出生我养我深蕴于我心的上海和上海人来。我写山东路，写永安弄，写楚河汉界车马炮，写阿花和陆宝宝……我怀着深深的眷恋和亲情写着，每天都感到回了一次家乡，筋骨舒展地遨游了一番属于我这个上海女性的水域。所有曾经有过的冷静的、居高临下的、超然物外的、珲念化了的对上海和上海人的分析，正面呀，负面呀，自豪呀，愤懑呀，地域个性呀，这时候竟如大捆的干草早已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刍而被消化殆尽，跳动在我笔下的只是一个个场景和一个个形象了。到我回国时，手提箱里有了十万字的《阿花》初稿。

我一发而不可收。在后面两年时间里，虽然在学校里挑了教学重担且又不可免俗地为谋个职称而奋战，但还是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地拼命挤了时间写了那《阿贞》和《阿惠》。

向《小说界》编辑部交出那《阿惠》的文稿那天，我照了照镜子，看见了鬓角的白发，还有眼镜片后的一对浮肿的眼泡。

山东路上的仁济医院已大大扩展，那天主教堂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幢漂亮的住院大楼。北边的外国坟场早被铲除，建于那方土地上的黄浦区体育馆里，常有新潮歌舞演出。山东路南端与延安路交界处，架起了一座立交桥。山东路上的人只需乘坐几分钟的公交车，就可抵达浦东新开发区了。那个挟了油纸伞、急急地窜过山东路、兴高采烈地去为老师效劳的小姑娘，如今正在向人生的“知天命”阶段迈进。二十万字“上海女性”的篇幅，并未用尽她的积蓄，自然也不会阻断她注视着上海和上海人的目光。她的“自画像”远未画完呢！

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