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学习写小说，总想找些奇谈巧遇，写出来令人“拍案惊奇”。近年来认识到真实和朴素的价值，就想极力避免那些太过于戏剧性的事件。所以迟疑再三，不愿写城山先生的事。

我去山东重访少年时工作的地方，住在某县城招待所里。招待所很小，只有四五间客房，不两天所住的客人就都熟识了。我隔壁住着两夫妻，男的有六十多岁，女的四十多岁。男的一天到晚不吭一声，女的有说有笑，满院子都是她的声音。男的早出晚归，一身油垢。女的打扮得过分入时，在这小县城里颇有些扎眼。她除去到集市上买鸡，买肉，买苹果，就在门前一个煤火炉上烧菜或是在井边洗衣服，再不就凑到人堆里扯闲天。

有一天下雨，我不能外出，坐在传达室和看门的于老汉闲谈。于老汉认识字，从《新观察》上读过我写的访日短文，就跟我打听日本的情形。谈话中间，那女人来了，于老汉招呼她坐，她摇摇头仍在门边站着，满有兴趣的听我闲聊。我对她没多少好印象，这时正和老汉谈日本的吃食，并没睬她。可是我正谈到兴头上，她兜头来了一句：

“你净是胡扯，那地方不怎么样！”

咦，这真奇了。我既不是对她说的，她又没到过日本，怎么能说我胡扯？

“他们日本人好东西也做不出好味儿来，挺好的鱼，吃生的！肉呢，弄的稀甜，一吃就恶心！做汤连点油也不放，放些小干鱼儿，恶腥气！”

我有点生气的问：“还有啥不怎么样的？”

“见人就鞠躬！整天坐在硬炕席上，还叫你跪着坐。我偏不，故意伸直腿把脚丫子冲着门！”

“这么说你去过日本？”

“才回来没半年。本来说住到年底的，我说啥也不住了，俺老头没法，跟我提前回来了。”

这时候于老汉才插嘴告诉我：她的老头，就是那个满身油垢，整天不出声的人，是日本人，大伙叫他城山先生。地区汽车修造厂的技术员，到这儿的汽车修理厂帮忙来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她的装束有点扎眼，毛衣和筒裤都是货真价实日本产，比北京街头留长发蓄胡须的哥们身上地道的多。

尽管对这人印象不好，但觉得自己态度也过于不逊了。我忙向她让坐，并打听她怎么会嫁给个日本人的。

“我三十岁时死了男人，想找个没结过婚的，工资高点的，人老实点的，年纪大点的。中国人里找不着。就他合适。”

“你在哪儿找着他的呢？”

“不用找，他一直跟我在一个厂。我没进厂他就在那个厂了，从一解放他就在那个厂工作，是从解放区进城来的。”这时一阵劈劈啪啪的泥水声，城山先生从外边回来了，打着一把破伞，鞋子夹在腋下，赤着两只脚走到门口，朝我们看了一眼，几乎看不出的点点头，又朝里走了进去。

“喂！”夫人尖叫了一声，把头伸出门去，“你把伞在外边先落，把脚涮干净再进去！”

城山先生站住脚，毕恭毕敬地听完，一声不响地走到井边涮脚去。夫人说是要给老头子打酒，赶到井边，一边数落城山先生出门不带雨鞋，也不想着多穿件衣服，从他手里把伞夺了过去。进屋拿了酒瓶，一阵风跑出了招待所大门。

城山先生引起我职业性的兴趣。我请县委开了介绍信，去汽车修配厂访问他。

汽修厂的厂长老姜，原来在地区厂里和城山同事，请城山来帮忙，就是他的主意和他的面子。他一看介绍信很高兴，倒象要访问的是他本人，一口气介绍了城山许多好处：在战争时期就参加我们工作了。不怕危险，认真苦干，责任心强……总之，是个有觉悟的国际朋友。他有日本国籍，可是拒不接受额外照顾，只和中国工作人员拿同样的工资，享受同等待遇。退休以后，四处帮忙，从不要补差之类。

我问：“日本侨民有几次分批回国，他怎么不走？”

老姜说：“战争年代他为什么没走我不知道，建国初期我才和他在一道工作，那时他说中国才开始建设，正需要技术人员，他不能走。后来生产上正轨了，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得知当时日本生活很困难，失业的人不少，他又没走。再以后，他在这儿成了家，而且离退休的年纪也不远了，当然就更不走了。”

“现在既然退休了，可以回去了吧？”

“今年他回去一次，大家以为他是先去看看情况，安排一下，以后回国。可是一年的护照，他三个月就回来了。”

“为什么，就为他爱人过不惯那儿的生活？”

“据他爱人说是这样，可也不象，也许中国这点退休金拿到日本不顶用，也许……谁知道呢，这个人近几年越来越沉闷了，一句正经话也说不出来！”

等姜厂长领我到现场去找城山的时候，已经离中午吃饭的时间不远了。城山正躺在一辆旧福特下边修车。老姜喊了好久，他才把头仰面朝天地从车下探出来，说：“正干着活，你叫啥哩？”——说的是地道的鲁中土话。

“有记者访问你！”

“这是干活的时候，又不是会客的时候。”

他说完不等回答，又把头缩了进去。

碰了个钉子，我有些扫兴，对老姜说：“咱们回办公室等他吧！”

老姜抱歉表示同意，和我走出车间。这时城山在身后喊了一声，满脸油污的追了出来。我俩就站住了脚。人们总有点好奇心。院子里几个干活的人看见日本技术员喊住我这个生人，都停下活来观看。这时他走近了，笑笑说：“刚才正在节骨眼上，停不下手来，对不起。”

为了表示尊重，我用日语说：“能见到你很高兴，我不算采访，只想和你谈谈心……”

他脸上露出了惶然的表情，望着我不吭一声。

我又说：“我也才去日本回来不久。”

他摇摇头，用山东话说：“我是偏僻地方人，你的关西口音我听不懂，咱们说中国话吧！”

我又一次有些扫兴。我的日语水平虽然很低，但这几句话还不致于说错。他既听出我有关西口音，怎么会听不懂内容？我又用中国话重复了一遍，和他交谈的兴致已经淡多了。老姜要去向干活的工人交代什么事，我便约城山下午再谈，再次和他告别。城山忽然有点迟疑地看着我说：“你小时候是不是在轻金属工厂当过苦力？”

我感到很意外，忙说：“是啊！”

“认识个城山信一郎吗？我就是城山信一郎啊！”

咦！我又上下仔细地看他。他说：“在招待所我就怀疑是你了。下午到招待所再谈，我去找你！”

我怀疑他是不是城山信一郎？脸相依稀还象，可是神态、性格完全不是那一个人。

轻金属工厂，是日本人掠夺中国矿藏的一家工厂，技术工人大多是日本人，苦力和学徒是中国人。我是到那里当卯子工的，每天抱着一捆木桩跟在测量的人后边钉桩子。日本人给多少工资我不知道，反正包工柜上一天给我两角五分钱，扣了住席子窝铺和吃窝头咸菜的钱，到我手只有七八分钱，干几个月不够买双鞋。穿苦力们不够用度怎么办？把头教我们偷，偷了工厂的东西他负责收买，不必自己拿出去卖，这样少点危险，可是他收价很低，偷一把钳子只给五个鸡蛋，偷一个小电机也不过给一条蓝布裤子再加一双鞋钱。我年纪小，不敢偷大家伙，只能捡点小便宜。有一天在翻砂场外边干活，我进车间里闲逛，看见窗台上，放着一只新电筒，随手揣到了怀里，急忙溜了出来。约摸快到下班时候了，我正要把剩下的木桩打成捆扛回窝铺，一个小鬼子气的满脸煞白，抓住了我，“你跟我来！”

我害怕了，两腿发抖，脸涨的象火烧，求救的眼光投向把头。把头原来在指挥我把木桩捆好，现在他自己却看也不看我，抢过我手中的木桩用绳一摽，扛着走了。

“跟我走！”

我无可奈何地跟着小鬼子走。他并不抓着我，只是在前边领路，不时回头看看我。他有十八九岁，穿一身战斗服，洗的发白了，又落满了黑砂。戴一顶战斗帽，帽子前角一个窟窿，后边毛了边，挂着线头。穿一双分指的水袜子，也露出了小脚趾，只有屁股上别的那毛巾是新的。我还没见过这么穷的日本人。他一句话不说，领我绕过办公室，往石灰矿那边空旷的地方走。我越走心越往下沉。一般的小偷小摸，日本人看见打两嘴巴就放了。偷了重要东西，送勤劳部、警备队，那是要灌凉水上老虎凳的。他现在不打我，当然是要送我进那里去了。

这时正下中班，人们纷纷往厂外走，我不好执拗。过了会儿，看看周围没人了，我停住了脚。他走出四五步，听到后边没有脚步声，也停下了，回过头对我说：“走！”

我说：“不！”

“走！”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