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问，跟我来！”

“先生！”我哭了，把手电筒从怀里掏了出来，“我还给你，还给你不行吗？”

他走近了我，扠开两腿，伸开胳膊，摆出副角力的姿态：“你这么小，为什么学干下流事？”

“我，我没有钱，妈妈病了，来信叫我寄钱去……”

“你……”他噎了一下，把胳膊收起来，扠腰站在我对面。“你们家没别人挣钱吗？买药靠你这个小东西？”

“我没有爸爸了，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靠妈妈给人洗衣补衣生活，妈妈一病没人挣钱了！”

他沉默了一会，把腿收拢了，稍息站着，指指那个电筒。

“这个你能卖多少钱？”

“把头也许给三角，也许给五角，由他给。”

“这够买药的吗？”

“我不敢偷值钱的东西。这个也不是偷的，我见它放在窗台上，随手拿的！”

“嗯！”他找一块高地方坐下了，用手挠着头，想了一阵，摆摆手说：“你坐下！”

我规规矩矩的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等着他教训我。

他把屁股后边的新毛巾拽了下来，想了想，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两块钱，用毛巾包好送到我腿上，随手拿起那个电筒：“这是公家的，不能给你，这毛巾和钱是我自己的，送给你吧。以后不要偷了，被人抓住要挨打，而且那是下流事……”

“不，先生，我偷了你的东西还给你，你不打我，我很感激了，我不要你的钱。”

“你？”他抓住我的手，看着我，眼里却流下泪来了。

“小孩！”他擦了一下泪说，“我也没有父亲，妈妈把我给了伯父。后来伯母自己有了小孩，把我赶出来了。我是一个人在安东半工半读学的技术。我也没有钱，钱寄给妈妈了，不然我还会多给你一点。我们作朋友吧！”

我惊奇的看着他，连感谢的话都忘了说。原来日本人也是人，也有妈妈，也会痛苦，也会同情别人。我以前是把他们看作只会打人、骂人，没命的喝酒撒疯，也没命的干活的兽类的！我间他刚才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想怎么处置我？他说想把我拉到没人地方，审问我是不是偷了电筒，谁知还没问，我自己就掏出来了。我说，在哪里不能问我？干吗要到没人的地方？他说他丢电筒这事不敢叫工长知道，工长知道了也要揍他的。这又是一个意外，原来日本人也会揍日本人，而且他们也怕挨揍。

这以后我再和他见面，总是笑着互相点个头，互相说句“噢哈友斯”，并按习惯把“斯”字拉的很长，但并没成为朋友。不同民族，不同身分，又不在一起干活，年龄也相差一大块，怎么交朋友？——十二岁和十八岁之间的差距和四十二与四十八岁之间的差距是不一样的。后者相差年龄的十分之一，不算什么。前者相差是年龄的三分之一，完全是两个人生阶段呢！

过了几个月，到了秋天。人们发现日本人运来的润滑油中有不少是豆油，就偷着弄了来炸窝头吃。这晚上我们窝棚里有人也弄来一瓶，派了一个人放哨，大家挤在窝棚里炸窝头，我管烧火。正说笑得热闹，放哨的在外边吹了声口哨，通知有日本人来了。人们站起来就跑，有的临跑还急忙抓一把炸好的窝头片往嘴里塞。我压上火站起来时，人已经跑光了。等我从窝棚门钻出去，这个小日本人手里提个包袱正站在不远处对着窝棚观望。他冲我招招手说：“来！”

我仍然有点紧张，但已不是害怕，而是有点羞愧了。可是他并不问油的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朋友，我向你告别。”

“你要上哪儿去？”

“我应召了！”他挺了挺胸说，“明天就入营，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了，这些东西我用不着了。送给你吧。”

他把包袱交给了我。我连谢字也没有说，因为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在心里搅动。不是惜别，也不是为他前途担忧，那时我还小，不大体会到这种感情。只是觉得可怜他，由可怜他也想到自己的悲苦。或者反过来，由于自己的悲苦，也可怜他的处境。这种心情当晚使我许久不能合眼。第二天，听到工厂门口军乐声，喊“万岁”声，知道日本人在送他们入营，同伴们幸灾乐祸地说：“好，又一批王八蛋挨枪子儿去了！”我不仅没有象惯常那样附和着咒骂，心里还搅动着说不出的酸楚。

他送我的包袱里是几件旧衣服，一双新水袜子，还有一支电筒——不是那一支，是新买的一支。所有的东西上都写着或刻着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除去水袜子我勉强能穿，别的我用不上的东西，后来分赠给别人有的卖了，剩下一个电筒，我原是想精心保存的。但因生来粗疏，又年幼，生活变动频繁，终于不知什么时候连电筒也不见了，唯一没有丢失的就是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

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在解放军里当通讯员，战斗在沂蒙山区。有一天，我们休息，我和一个战友去四五里外的镇上赶集，路过一个山坳时，看到村头停了四五辆十卡车，上边用树枝伪装着。那时十轮卡车是稀罕物，何况是我们自己的，门上涂了红五星的。我们两个一辆一辆的看了摸，摸了看的，流连好久。卡车底下多半都睡着司机和助手。也有几个人坐在树下打扑克，补衣服。他们也穿军装，可军风纪很不讲究，敞着怀的，歪戴帽的，什么洋相都有。只有一个人，领扣扣的挺严，绑腿打的规矩，闷声不响精神贯注在修一只破排球。我们两个看车也看人，把这些人当稀罕看。看了一阵，我们发现修排球的人也盯着我们看了。我的伙伴说：“这兴许是个首长，咱快走吧，别等着挨撸！”我俩急忙逃开了。

中午赶集回来，汽车仍在那儿停着。除去一个站岗的，别的人都不在。我俩又放心大胆的看汽车。一会工夫，不知从那辆车上跳出一个人来，年纪和我相仿，可是大模大样的嘴上叼根烟卷，问我说：“你认识个陈三同志吗？”

我被他那副派头镇住了。连忙摇头。

他用了个我熟悉的姿势招招手说：“来！”

他领我往村里走，我的伙伴见来势突兀，不声不响的溜了。那汽车兵大概怕我也溜掉，就抓住我一只手，领我拐进一条巷子。先听到年轻人嘻嘻哈哈的笑闹声，再走进一个墙豁口，就看见一群光膀子穿短裤衩的人，在围观一个人爬在地上用头拱球。那人用头拱一下，球滚出去十来步，他追上去再用头拱，每拱一下，场上就爆炸似的响起一片笑声。

领我的小战士喊：“老陈同志。”

“别咋呼！”一个战士说，“他打球输了，正挨罚呢！”

这时那人拱着球已绕场快一圈了，有几个人喊：“行了，行了！算通过了！”也有人喊：“不行，说的三圈，少一圈也不行！”拱球的人坐在地上，抬起半个身子，满脸通红的笑着说：“不行，非拱完不算。你们输了也别想耍滑！”说完他又一本正经的拱起来。

人们又笑。我也加入到这个欢乐的旋涡中来了。那球终于滚满三圈。拱球的人摇摇晃晃的站起来，高举两臂喊道：“噢！完成了！”那样子好像不是挨完罚，倒象得了拱球冠军。人们给他送去了茶缸和毛巾。领我来的小战士趁机过去对他说了什么，他擦着汗朝我这望了望，急忙跑了过来说：“真是你！刚才你看汽车时我看很象你，我叫助手在车上等你回来，没想真是：忘了我了吗？城山信一郎！”

我一下抱住了他，抱住了我还怀疑这人是不是那个城山信一郎，他个子高了，嘴上长了短短的胡子，满口山东话，穿着一身和我一样的军衣军鞋，连一点日本人的气味都没有了。

我说：“你叫我们中国人同化了。”

他说：“没有。同志们开玩笑还叫我日本太君！”

他的助手说：“唉，你没看他干活时候那股犟劲，还象个鬼子兵！”

他从墙根石碾上抓起军装，迅速的穿好，打上绑腿，系上皮带，请我到他住处去。路上我问他：“你入伍当兵，怎么到了这里？”

他详细地把怎样被俘，怎样参加了解放军的汽车队来到了山东的经过告诉了我。他现在除去开车，还兼技术教员。

我说：“看来，你短期内不回国了？”

他说，今年有一批在解放区服务的侨民回去，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他拒绝了，因为从参加工作，他就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共产党并没把他看作敌人，甚至也不把他当作俘虏。平等友好相待，反使他反省起自己罪责来。他是知恩必报的。他愿一直服务到全国解放再回国，这一生总算作了件有价值的事情。

他和助手两人住在临街的一家民房里。汽车队不用背着背包行军。他又有技术津贴，组织上分到战利品也会照顾他这个国际战友，所以那天我吃了顿比过年还丰盛的午饭：美国罐头，花旗桔子汁，燉了一只鸡，还有他们车队带来的熟牛肉。我头一次见到划根火就能把罐头底点燃烧汤的美国军用罐头。那盒里除去饼干、果酱、牛排，还掏出来两支香烟一包汤料。除去我们三人，城山又招呼来了队长和指导员，后来又拉上了房东老大爷，来了次热热闹闹的真正的会餐。

吃饭时，为了增加点欢乐气氛，我说起在轻金属厂认识城山的历史。谁知刚提个头，城山脸红着把我打断了，连说：“别提那个，再说你要把我这点欢喜心情破坏了！”临走时，他送我出村，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让我讲咱们过去的友谊？这并没什么不好嘛，你那时对我的态度就和别的日本人不同。”

“没什么不同！也许更可耻些。侵略者还是明明白白露出侵略的本相好，不该用伪善来骗人！”

我奇怪的说：“你那时是伪善的吗？你只是个普通工人……”

“普通工人为什么不在日本干活要到中国来？因为中国工资高。一样的技术日本工人比中国工人多拿几倍钱！这钱是从中国工人手里抢来的！再说干的什么活呢？不是为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资源吗？我不认为只有日本军人的手上才沾了中国人的血。我这样的人手上也不干净。可我还同情你，劝你不要偷东西，我有什么资格这么想？这么作？你说起那些事来我难过！这两年我学习不少东西，开始学着作好人了，别再提过去的事，叫我看不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