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此人再不堪，至少他还是可以压得各路军阀硬着头皮去抗战的人。军阀中，是有象刘湘，傅作义这样奋勇抗战的爱国将领，但张学良，韩复渠、石友三这类望敌而逃，望敌而降之辈同样也是大把存在。没有一个强力的中央压制未来的抗战，各路军阀中的“带路党”会更多。

可是在这个位面，常凯申早早地在1931年就被林汉一枪打死，直接嗝屁。取代他上位的何应钦和宋子文，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剿共前线上的连续惨败，更导致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一年不如一年，到1934年时，其“政令不出五省”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事。

即使现在宋委员长刮地三尺兼砸锅卖铁地在拼命进口军火，大练兵大征兵，除非他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能取得重大的胜利，否则他这个“中央”的政令，谁会鸟他？但这可能吗？

林汉在苏区之行时，和红军高层反复地推演未来爆发的抗日战争的抗战局面后，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

“让已知的未来历史滚一边去，这个位面的抗战历史，该由我们红军自己来编！”

“建立以红军为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想法也成了后来红军战略发展的主导思想。既然认定这个被严重削弱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扛起领导全国抗战的大旗了，那个这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就由我们红军来扛。

要达成这一目标，红军根据地不能发展太慢，不能过度地只顾待在家中“种田搞建设”，还是要对外发展，“打出去，扩张地盘”。只是这个节奏要把握得好，不能扩张过快造成根基不稳，同样也不能扩张太慢错过时机。

在这过程中，现在的所谓南京国民政府，就被红军列为了第一打击目标——既然你们这么废材，根本不可能扛起领导全国抗战的大旗，那么就别占着全国最箐华的地盘不拉屎了，腾出你们脚下来的地盘来！

早在1933年，红军就开始为夺取武汉三镇做布局准备。

大批的地下党开始进入武汉，开始在基层中“做工作”。码头，工厂等要害部门，很快也有党组织的人员进行了渗透。

而红军在八月份佯攻南昌号，威胁九江的军事行动，战略目标之一也正是为了调动武汉的守军来援。江、浙两省是宋子文的命根子，守军不会轻动，红军在九江有所行动，他要调兵支援最有可能的地方也就是相对九江上游的武汉地区。

另一个让红军忌讳的对手就是在长江航道横行霸道的外国军舰，尤其是英国军舰。位于汉阳的英国长江舰队的一举一动，很早就在红军的监视之下。当塘鹅号从汉阳启航出发逆流而上时，江西的红军首脑就通过无线电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条情报。位于洪湖炮台的红军政委下令开炮，并不是取决他个人的战场决断，而是早上来自江西总部的指令。而李华梅这个拥有小范围感知能力的非人类，更在得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乘船从岳阳赶到了洪湖炮台以确保在夜间的炮战中万无一失。

幸运的是，英国人太过自信嚣张，居然在黑夜里打着灯想硬闯洪湖炮台，结果塘鹅号被几炮重创，最后搁浅在长江边上。

就在炮击后半小时，三十多条机动拖船，载着三千多名红军将士，从岳阳出发，顺流而下，准备连夜突袭汉阳。这些机动拖船队全是过去两年通过长江和苏区跑运动输送装备的船队，其身份早已被南京国民政府知晓。

江西红军已预料到秋季攻势一开始，势必打破红军和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虚假的和平。这批已暴露身份的船队必然遭到扣压。所以在战役开始前就将他们分散调往长江上游脱离炮党控制区。

与此同时，另一支红军的精锐部队，此也正在长江北岸朝汉阳迅速前进。依照计划，陆路的红军将首先对汉阳发动攻击，而水路的红军将趁夜色和敌人被吸引的时机，以“南京援军”的身分在汉阳码头靠岸。而早就潜伏在汉阳的地下党和渗透部队也会在那时配合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