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强行顶替了户主全家，为了安全起见，这户作为通海公留下暗子的全家老小，都已经躺在用来藏身的地窖里，短时间内不用担心被人发现。

然后就是官军大举就地征发民役，他居然有阴差阳错的回到宫城里来，或者说，是误打误撞被裹挟进来的。因此，当外面搜捕的热火朝天，他们就藏在民夫的队伍里，和大家一起劳作了好几天，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至少在这些团练、义勇的看守下，管理的不是那么严密。

只是他们的好运随着人员调拨，而改变了，现在最后一点虚幻的安全感，也随着某人的出现，成为某种潜在危机和牢笼。

与此同时，而我正在为义从的事情快乐且烦恼着。

所谓义从者，其实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职业，最早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期间，但是真正扬名兴起，还要待到隋末唐初，在隋末天下大乱，尘烟四起之世，才慢慢越来越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太宗二征高句丽之战，除了十六卫及诸府兵、州郡兵外，其中就有为数众多来自河北、河东之地的义从们活跃的身影，后来李绩者镇守营州，攻略泉氏后高句丽，实行春掠其民，秋焚其实的焦土作战，亦是大量采用了当地义从为走卒前探。

因此，这时期的义从，取“义之所从”之意，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自备甲械弓马带着部曲，聚集到边关重镇为国效力，或是追逐个人功名的爱国主义青年们，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古代版的自干五。

其中涌现出很多知名的人物，但是这个时候的义从，至少是有产者，很多以此从军的跳板和捷径，进而在仕途中获得一个不错的起点，没有彼在战场上直接的表现，更加方便快捷的。

最初的义从乃大多数殷实人家的子弟，或是拥有其他正当职业身份的良家子。只是后来，历代君王一直贯彻太宗驯化被征服的胡族和内附藩部，为边疆屏藩的城傍制度，因此原本汉地良家子为主的义从，也开始多了许多胡族自干五和带路党的色彩。

这种义从一只发展到天宝末年，因为骤然兴起的安史之乱，而达到登峰造极，又盛极而衰的地步。无数大好健儿白白凋落和葬身在官军和安史叛军拉锯的血肉磨盘之中，原本那种自付边疆，为开疆拓土竞逐武功而慷慨赴死的少年人，几乎见不到了，变成需要官军到处抓丁来充役的炮灰战争。

这时候，横空出世的梁公，却赋予了义从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和含义，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大量因为战争结束而无处安置的裁汰兵员，或是解甲归田后无法适应田园生活的老兵，在龙武军相关商团组织的扶持下，因此重披战袍，踏上域外开拓之路。

除了少数年老体衰的，作为新征服土地上开辟的屯垦军户，各种聚落堡寨的核心骨干之外，迎接他们大多数人的命运，就是作为某种武装雇佣兵，有偿的参与到对海外和域外的开拓战争和经营中去。

主要承当各种低强度的商旅和输送的护卫、治安维持和肃清，乃至官军不便出面或是出手的一些脏活、累活，好为王师总体有限的宝贵兵力，省出更多人手和资源，全力以赴投入到征伐中去。也不用让行程里的官府背负某种肮脏的名声，虽然有些中饱私囊，纪律驰坏的弊端，性价比上所费也不多。

而且一亦完成历史使命，这些义从就会获得在异地安置的优待，变成域外新开拓的版图中，一个个新兴唐人豪强家族的渊源和起点。

当然了，距离梁公的时代发展到现今，已经有好几百年，虽然岭内、岭外，乃至梁氏大夏的境内，依旧有大量的义从存在，但是已经几经蜕变和分化成另一番面貌。

武装开拓的义从，虽然还有存在但已经不是主流了，随着海路大开和商贸繁盛，也催生门类众多功能更加齐全的义从，其中亦分做三六九等。

居于最上层的，其实是训练装备与官军无太大差异，甚至直接有现役官军转变而来的所谓家族义从，也就是那些公卿贵族，海藩诸侯，为了规避国朝《宗藩武备制度》对相应身份地位的部曲、仪卫的限定，而或多或少蓄养的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