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以保扶正定帝流下来的皇室血脉，而凝聚在一起的正定党人，又被称为保皇派的密党结社，在其中的出力甚多乃至推动了所谓“大政归还”的口号和号召力。断然不会轻易坐视对当今天子的实质冒犯。

只是因为外部的巨大因素，才让他们得以捐弃前嫌，而继续在上层维持着相对抱团和共同进退的态度。

因此，有一个能够形成号召力的大一名分，就变得相当重要的关键了；本来还有一个澄海公可用，可是被他们强行推举为名义上首辅的澄海公，经此事刺激后就病倒了，眼看得身体每况愈下就一天天的衰败下去，也不知道还剩多少时间。

毕竟，他们这些人最多只能算是，控制了广府和畿内的核心地区，乃至地方上的若干关要重镇而已；其他地方则暂时还未顾及上，需要以朝廷中枢的名义，将一众党羽逐渐分派出去掌握和替换那些地方上重要的位置，才有可能将岭外各道这些土地上的资源和人口，复为己用起来。

然后在力有不及的地方，通过大肆的封官许愿和权益出让，来拉拢那些因为国朝盘剥和压榨而心怀不满的潜在群体。以此对抗仍旧可能忠于江宁的守臣官吏，直接或是间接的拦截和破坏向岭内的监国阵营，提供和输送资源的行为。

故而，作为他们这次行事所宣称名分大义所在的天子，就显得尤为关键了，虽然他们大可以代行诏书而继续刊发天下，但是一个始终没法露面表态的天子，显然就是个最大的笑话。

而与此同时，那位身为岭内的监国，名义上还是提领着北方数十万大军，而枕戈待旦随时可能重新不顾一切的杀将回来。毕竟，这位可不是秦太子扶苏一般坐等待毙的等闲角色。

而他们赌的就是那位监国的秉性，不可能轻易放弃北面花了极大代价所获的一切，而全力回头过来对付他们这些叛乱者，至少大军的重新编派和调动，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情已完成的事情。

这样，他们才有更多扭转局面，积蓄力量和大势的时间和缓冲，来与岭外的江宁行在争夺地方上的影响力和正统的号召性；因此，因此一方面要加紧对畿内的收刮和聚敛，除了继续抄没和发卖给那些幕产和官产之外，还要发行和摊派好几种特别捐税；此外，就是对那些聚在广府和畿内的豪门大户，巨商世族的后续收割，以充为备战的军淄和维持新朝廷的其他所费。

其中，重点就是那被称为“三百六十行，二十八家半”的特殊群体，因为，在广府号称三百六十行的大小行会组织和团地当中，就以这二十八家半为最顶层和风向标式的存在。

他们之中虽然绝大多数没有任何职阶和爵位，但在身家排场和影响力上，却比一些拥有领地和世职的公侯之家差多少。当然了在国朝统治的太平年代，出于统治阶级的基本体面和吃相的底限，是不可能对这些各自领域巨头穷追罗致的。

但是对于如今这些为国“拨乱反正”的义士们，就没有这种限制和底线了；不过，直接纵兵抢劫从来都是最没有效率性价比最低的做法；因此，按照西人党麾下一位名为张俊、张伯英的武官所献之策；

乃是先以朝中卖官鬻爵为名，将这些豪门巨族强行套上新朝的职位，而变相的捆绑上贼船之后；再慢慢的通过日常的索拿赞助，逐步的放血输财直到将其榨干而不堪所用，以实现新朝最大的利益化。

另一方面则对国内举足轻重的势力，采取某种分化瓦解的怀柔手段，比如，分头派人到岭外去以重贿和许以高官厚禄，游说那些手中掌兵的大将们，尽可能的为自己这边争取胜势和缓冲之计。

哪怕其中只要有一个为此动心，或者因此犹豫不决的话；那对于岭外的全局而言，很容易就会在他们的鼓吹和推动下，变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了；

这样，掌握岭外局面的江宁行在，在有兵而缺乏钱粮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陷入不战自乱的局面；再不济也可以让江宁方面，在短期之内不敢放心使用这些部队来平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