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作为一个垂拱而治、权柄尽付他人的国君，他又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又有什么东西是值得那地大物博的天朝上国所能图谋的呢？他倒是有些担心菅原道真为了鼓舞自己振作，而多少夸大了期间的内情，而很是患得患失了一阵子。

但是后来又陆陆续续从九州太宰府所传回来的只言片语消息，又证明了菅原道真的说辞并不是什么空穴来风；至少多少证明了中土新朝已经有能力将影响力和威势，延伸到了与九州太宰府对海相望的新罗国之地了。

因此，如今身为新罗国权势第一人的崔致远，在新罗之地南部各大州推行中土一体的郡县化，逐一废除骨品制和世袭奴籍，取缔传统六品头以上贵族的诸多特权与禄邑，在地推行聚民屯庄到班田制之间的过度……如此林林总总正当是搞得风生水起。

因此，作为宇多天皇倒是要感谢平安京里太政大臣藤原基经为首，那些明明一边享受着舶来唐物所代表的奢事生活和东土风尚，一边却毫不犹豫的顽固抗拒任何一丝一毫现状改变；以至于将任何敢于提出触动现状的人等，不论出身都一律追放出京或是贬斥远州的公卿们。

然而这也给了宇多天皇籍着出猎狩山的机会，将那些不得志的旁支子弟，陪臣各家，还有地方国代郡司们，一一笼络在麾下的可能性所在；毕竟，在彼辈眼中除了这种比同大唐风物而能够提供各种奢事享受的平安京之外，就只有郊野当中的荒僻远地、恶地的区别了。

如果不是因为出身王族旁支的宇多天皇，早年还只是那位荒诞之君——阳成天皇麾下殿侍奉的时候，曾经奉旨往来地方上传喻和给赐供奉之物，也因此亲历和见识了不少全新风物的话；也就和这些京城里的绝大多数公卿一般，一辈子的眼光就只局促在这左右京（以朱雀街为界，东长安、西洛阳）再加上增扩的外京的一隅之地内了。

因此，作为亲历和见证了九岁登基十七岁被迫退位上皇，而至今仍然疯疯癫癫生活在阳城院的那位下场的当事人之一，他又怎么不知道这位的罪名又多少成色呢？可惜的是自三十多年前的应天门之变以后，五代以降的天皇就只剩下了高高在上的尊崇地位和虚荣，但是实质摄政的权柄就落入了藤原氏北家为首的外戚兼权臣手中了。

如果不是他以喜欢游猎山林而荒怠政事为借口的话，只怕早已经像前几代天皇那样被隔绝内外居中而祀，就连生养儿女的嫔妃女官都是别人安排好了，只能身不由己的被动接受了。比如，他的首席女御（王后）藤原温子，就是太政大臣藤原基经之女；另一位女御藤原胤子亦为内大臣藤原高藤之女。

乃至次一等的更衣藤原褒子，依旧是太政大臣藤原基经的儿子——左大臣藤原时平之女。可以说是除了一个出自下降皇室的源贞子和古老陪臣的橘义子之外，他的后宫当中无疑都被这些藤原各家的女儿所充斥着，并且随着她们陪嫁而来的诸多女官、女侍，再加上可以出入探望她们的殿内人（亲眷），从而形成了一张让人有些窒息的无形罗网。

也只有在带着扈从和侍御们出猎郊野，然后顺势留宿皇庄别苑的机会，才能暂时摆脱这些藤原家女子的纠缠和烦扰，不再一言一行的都要谨小慎微的与之周旋，而能够暂且的放松自己的身心，同时接见和听取一些中下层贵族、士人的见闻。

因此，当宇多天皇正在慢慢思量之间，只见一支满身血污和箭杆的野猪被抬上来之后，左右扈从都不由发出了激烈的欢呼声来；连雨多天皇也不禁为之动容起来。作为名义上的一国之尊，他自然不受天武天皇以降的“杀生禁断”令所限。

只是这野猪速来凶横狂暴，尝以危害农田而令百姓束手无措；在倭国也是形同传说中虎熊一般令人闻风色变的猛兽；如今能够打到这么大一只野猪无疑是一种好兆头，而将其分赐给臣下以为恩赏也是一种日常笼络人心的手段。这难道是上天的某种暗示么？

因此，宇多天皇毫不犹豫的对着合力追逐射杀了这支野猪的几名兵尉，分赐下了唐样小刀，同时宣布将其与之前打到的雉鸡、山鹿等野物，一起就地做成了唐食风物。然而，就在第二天，正午被进奉上来的整条鱼腹之中，宇多天皇的筷著就戳倒了一卷类似布帛一般的事物。

他不动声色的用餐完毕之后，以为恭敬之故屏退左右而对着这块布帛端详起来，却是来自他安排在京城西南方的摄津国住吉郡司，也是当初遣唐使团出发地的难波宫一封密信通奏；

说是一只满载来自东土和新罗义从的船队，已经抵达了博多港（今日本福冈），并由此在遣唐使团的引领下穿过了濑户内海诸多岛屿和海岸，最终在距离平城京不过百里外淀川河口的难波津（今日本大阪港）登岸了。作为证明的还有半块玉珏，是他当初亲自交付在菅原道真手中的信物。

因此，第二天、第三天的宇多天皇似乎游猎性质愈浓，沿着淀川下游继续驰猎了二十多里之后，又打发了一批人手前往京城方向报信和索取供奉之物，突然就对着剩下扈从的侍御和兵尉们不容置疑道：